廣州作為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港市，自秦漢以來即與海外諸國貿易通商，中外文化首先得以在這裏交流、融合，這對塑造嶺南文化的風格，作用匪淺。明中葉以降，歐洲殖民主義者東來，開始了 西風東漸的歷史。即使在明清嚴行海禁時期，廣州仍維持對外通商地位，由是西方文化仍能借助於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繼而向內地傳播，對我國近代歷史發展起了巨大推動作用；同樣地，中國文化也假道廣州流布海外，對人類文明作出重要貢獻。廣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歷史地位和影響，是其他城市難以相比的。認真回顧和深刻總結廣州在這個階段的歷史經驗，對繼續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傳人，將提供決策上重要參考。
一、廣州成為中西文化交流橋樑歷史的地理基礎
位處珠江三角洲頂點的廣州，東江、西江、北江在其附近入海，形成三江交匯地理形勢，故《漢書•地理志》稱番禺（廣州）“處近海”。秦築靈渠和唐張九齡開鑿大庾嶺道，使廣州腹地不限於珠江流域而可抵達長江、黃淮流域，這是廣州作為河港的優勢所在。而廣州作為海港，通過秦漢以來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可達東、西兩洋，走上與世界交往道路。古代廣州城下，煙波浩淼，舟楫交擊，中外商賈雲集，蔚為大觀。中外文化交流也伴隨政治、經濟往來而從未中斷。歷史早期如此，迨到明清時期，這種交流更由於廣東經濟地位上升，區域開發進一步高漲而獲得空前發展。特別是明中葉以後，由廣州起航，經澳門出海，已經形成了由廣州至東南亞各國，至歐洲，至拉丁美洲等四通八達的海上運輸大循環，加上明清閉關政策，從而使廣州成為東西方間的唯一貿易中心，同時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這種交流的先鋒就是西洋教士。對此，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說：“在文化交流史上，看來沒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紀時耶穌會教士那樣一批歐洲人的入華相比，因為他們充滿了宗教熱情，同時又精通那些隨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科學”。“總之，耶穌會傳教士們的貢獻雖說內容複雜，但卻具有一種較高的投機性質。即使說他們把歐洲的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只是達到傳教的目的，但由於當時中西兩大文明仍互相隔絕，這種交流作為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繫的最高範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1］而廣州即為耶穌會教士最為集中的城市之一。
歷史上廣州港，不但有珠江多處河港，而且有澳門港作為自己的外港。屈大均《廣東新語•貨語》說：“以故內洋舟達澳門尤為便捷，遵澳而放洋十裏。”澳門貿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廣州貿易，澳門也就成了廣州的外港。屈大均曾旅居澳門，深切瞭解澳門作為商品轉運站的作用。在《澳門》詩組中有“廣州諸泊口，最是澳門雄”之句 ［2］ 。而澳門作為中西文化最早交流中心，是舉世聞名的。西方傳教士也首先雲集澳門，再進入廣州和內地傳教。澳門這個特殊地位，恰如著名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所言：“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時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強時弱，但一直沒有斷過（中國文化當然也傳入西方，這不是我在這裏要談的問題）。五四運動，不管聲勢多麼大，只是這次交流的餘緒。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說這話，完全是根據歷史事實。明末清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為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3］以地緣、親緣和史緣等關係，澳門和廣州在某種程度上連為一體，廣州也同樣充當了 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鴉片戰爭後，香港取代澳門，成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但廣州與香港關係與澳門相類似，西方文化同樣假道香港進入廣州。所以，廣州文化橋樑地位，不因歷史變化而動搖。
廣州又曆為嶺南政治中心城市，從秦在番禺（廣州）設番禺縣治、南海郡治，經漢初為南越國都城，三國時初置廣州為州治，隋為南海郡治，唐為嶺南道治和廣州都督府駐地，南漢為王都（興王府），宋為廣南東路治，元為廣東道治和南海路治，到明為廣東布政使司和廣州府治，以及南海、番禺縣治，清因之，惟廣東布政使司改稱廣東省。廣州這個政治中心地位從未間斷和動搖，又極大地加強了它的區域文化中心地位。史稱：“五嶺以南，郡以十數，縣以百數，幅員數千里，鹹執秩拱稽受治于廣州之長。”［4］這樣，各種文化資源和資訊得以借助于行政中樞力量集聚于廣州，為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有利政治基礎。
廣州同是我國長期對外開放城市，由此形成較為寬鬆文化環境，也利於不同文化在這裏交流和融合。如唐代廣州發展為外商賈雲集世界性貿易大港，伊斯蘭教、景教、摩尼教、猶太教、襖教等在廣州傳播。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約570-632年）曾說：“求學問尤當去中國。”［5］這應包括唐代最大港市廣州。宋代廣州城外有“蕃漢數萬家”［6］，其中“番禺，有海獠（即從海路來的阿拉伯人）雜居，其最豪者蒲姓。”［7］多種族、民族和睦相處，為多元文化相容、交流一種折射。廣州有這種優良文化傳統，為以後更大規模中西文化交流開闢了寬廣道路。
二、中西器物文化在廣州的交流
器物文化是最直接、最實際、因而也是最容易為人接受的一個文化層面。西洋傳教士為了達到傳教目的，也首先從傳播西方先進科技器物入手，以博取官民的信任和青睞，客觀上取得文化交流效果。澳門自葡人租據以後，即成為西方近代科技器物傳入內地大本營，首受之區即為廣州。西洋火器以其在軍事上作用巨大，明中葉以葡萄牙所造“佛朗機銃”（火炮）為先由閩廣商人從南洋傳入，首先在民間流傳，繼而為官府使用。按中山大學戴裔煊教授說法，我國始有佛朗機銃炮，應在嘉靖二年（1523年）之前。［8］嘉靖三年（1524年），在南京開鑄這種火炮，並徵用廣東工匠作技術指導。史稱明兵部議“佛朗機銃非蜈蚣船不能駕，宜並行廣東取匠，于南京造之” ［9］，獲皇上允准。另時兵部尚書崔景榮也在奏摺中稱“廣東有工匠，曾在澳（門）中打造者，亦調二十餘人，星夜赴京”［10］。這裏說的廣東工匠，理有相當一部分集中在廣州。另有記載：明正德十六年（1512年）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曾獲悉在葡萄牙船上工作的中國人楊三、戴明熟悉歐洲船隻和火銃技術，報告海道副使汪鋐，後得兩人協助，在東莞“如式製造”［11］。東莞與廣州近在咫尺，又為廣州府屬縣，當可為廣州鑄炮明證。西洋火炮後在全國推廣，在明清政權交替戰爭中發揮很大作用。
入清以後，特別是到雍正時禁止西方宗教傳播，西洋火器技術傳播因缺乏中間媒介而中斷或停滯不前。直到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在廣州積極備戰，廣州重新成為西方軍事技術在我國中心。戰爭之初，林則徐就組織人力翻譯西洋關於製造槍炮圖書資料。道光二十年（1840年）從美國駐廣州領事購得“劍橋”號軍艦一艘，是為我國近代最早一艘軍艦，還先後從歐美各國購得西洋火炮200多門，配置于珠江各要塞炮臺，在抗英鬥爭中發揮重要作用。甚至連道光皇帝也為西洋火器威力所折服，要求廣東當局仿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上諭說：“海疆防禦，自重戰船，降旨飭令粵省酌籌製造”［12］。這刺激了西洋火器技術在廣州傳播，各種火器試驗接踵而起。戰時廣州士紳潘仕成參照英艦形制，仿造出可容納300多人戰艦一艘，被視為我國最早建造的西式戰艦，同期，廣州知府易長華也仿造出一艘可裝25門火炮、容納兵員200人戰艦。潘仕成還與美國人合作，使用中國原料，研製出新式水雷，在當時是一種殺傷力頗大武器［13］。一些研製這些新式武器的著作也應運而生，如潘仕成《攻船水雷圖說》。任職廣東的福建人丁拱辰不但在廣州城郊燕塘鑄炮，還寫有《演炮圖說》（後被魏源收入《海圖圖志》）、《西洋制火藥法》、《鑄造洋炮圖說》、《西洋用炮測量說》、《西洋炮臺圖說》等書，在當時使人耳目一新，標誌著廣州在吸收西方軍事技術方面處於全國領先地位。
在鴉片戰爭以後興起的洋務運動中，廣州仍不失為一個引進西方軍事技術中心。被兩廣總督毛鴻賓譽為“學術湛深，才識出眾”的豐順人丁日昌，同治元年（1862年）在廣州郊區燕塘設炮局，以西法仿造洋炮，獲得成功，並製造出炸炮和炮彈。丁日昌後與容閎一起在上海籌辦江南製造局，為我國近代軍事工業之嚆矢。容閎是我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廣東珠海人，對洋務運動貢獻匪淺。他的活動雖然主要在上海一帶，但在後來組織三批赴美120名留學生中，有84名是廣東人，其中又以廣州附近香山、南海、番禺、順德人為主［14］。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多成為我國實業界棟樑，這也是廣州開創我國產業近代化之先的一個貢獻。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在廣州先後創辦了軍事性質的廣州機器局、廣州火藥局、廣州槍彈廠。光緒三十年（1904年）又建立廣東機關槍廠等，使西方近代軍事工業在廣州奠定基礎。
嶺南人具有務實文化風格，在引進西洋火器技術之同時，也大量吸收民用器物和工藝，並加以仿製，有些產品銷往全國，廣州與上海、天津、南京、蘇州等一樣，屬我國近代產業中心城市之列。我國古代以漏壺計時，既不便攜帶，也難準確。萬曆十年（1582年）義大利教士羅明堅將自鳴鐘送給廣東制台陳文峰。以後，廣東仿製、修鐘成為風氣。所制自鳴鐘以精巧著稱，“廣鐘”享有很高知名度，廣州是主要製作中心。現北京故宮博物院保存自鳴鐘，有不少是廣州製作的。清乾隆時代，在廣州荷蘭商館將計時懷錶、望遠鏡、風琴等奇器珍寶傳進，後又入貢北京［15］，繼擴散全國。《紅樓夢》第四十五回說賈寶玉曾“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諒懷錶已在上層社會流行。當然，傳進這些奇器珍寶的不止一個國家，那時各國傳教士都以此為手段，叩打中國大門的。鴉片戰爭以後，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口號指引下，西方技藝才更多地移植廣州。1857年，隨英法聯軍來廣州的攝影師羅西爾（MRossier）採用發明不久攝影術，拍攝不少關於廣州街市風情照片［16］。自此，攝影術成為中西文化在廣州交流的重要手段。又廣州玻璃刻畫，俗稱蝕花玻璃，清末從國外傳進廣州，經百年發展，已成為廣州特色工藝品。隨著洋貨的傾銷和封建手工業破產，西方先進工業技術不斷被引進廣州，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機器繅絲、造船、火柴、鑄錢、麵粉、水泥、印刷、造紙、水電、皮革、制茶、捲煙、食品加工、制糖等凝聚著西方近代工業文明成果工廠相繼在廣州地區興起，它們的產品被稱為“廣貨”，源源輸往內地，甚至歐美，展示廣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享有崇高地位。因為文化交流總是雙向的。明清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經廣州輸出的主要有絲綢、陶瓷、茶葉、漆器、扇子、牆紙等。明末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貨語》說：“廣之線紗與牛郎綢、五絲、八絲、雲緞、光緞，皆為嶺外、京華、東西二洋所貴。予廣州竹枝詞雲：“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廣州及集中于廣州外地的瓷器造型多樣、裝飾精美、飲譽海外。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葡萄牙傳教士克羅茲在《回憶錄》中描述“廣州有許多潔白的瓷器，另外還有一些五彩釉的瓷器，有紅、黃、綠釉，有的還描金。”18世紀初，英、法、荷、丹麥、瑞典等國先後在廣州設立貿易站，中國瓷器被稱為“廣彩”或“洋彩”大量銷往歐洲。1760年英國還從廣州進口制瓷設備，仿製廣州瓷器，廠名稱“新廣州”。同樣地，廣州瓷器也大量輸往美國，1804-1809年，美國商船每年從廣州進口瓷器價值在300-600萬元。最多時占貨運量的24%左右［17］，所以“海上絲綢之路”也稱“陶瓷之路”。茶葉是我國傳統出口商品，也是一種文化輸出，17世紀末，歐美各國競相爭至廣州採購茶葉，因廣州是安徽、福建、浙江、廣東等省區茶葉的集中地，廣州珠江南岸即今海珠區設有許多制茶場，所產“河南茶”飲譽國際市場。英國是鴉片戰爭前從廣州輸入茶葉最多國家，茶於是成為英國、荷蘭、法國、俄國等人們日常飲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歐洲人飲食文化。同期，中國茶也由廣州口岸暢銷美國和巴西等國，並在那裏佔有一席之地，所以絲綢之路又稱“茶瓷之路”。
廣州作為一座開放城市，歷來大膽吸收、容納外來建築來豐富城市建築文化內涵，從唐代蕃坊懷聖寺和光塔，現光孝寺內南漢鐵塔到元代今海珠北路祝壽巷天慶觀（已毀），都反映中古時期外來建築在廣州立足歷史。明清海禁也未能阻止西洋建築傳入，明末清初廣州西關一帶所建十三行夷館即為具有西洋風格建築，“夷館結構備極華麗，牆垣甚為高厚”［18］。《廣東十三考》一書引清沈複《浮生六記》卷四雲：“十三行，……結構與西洋畫同”［19］。1859年廣州沙面被英法租借，光緒《南海縣誌》雲：“咸豐九年（1859年），運石中流沙填海，謂將建各國互市樓居也”。沙面逐漸被經營為西洋建築薈萃地區，包括教堂、學校、洋行、領事館、宿舍、影劇院、酒樓等，沙面後被稱為“新十三行”。另外十三行附近也興起不少西洋建築，俗稱“鬼樓”。清人葉詹岩《廣州雜詠》雲：“十三行外水西頭，粉壁犀康鬼子樓。風蕩彩旗飄五色，辨他日本與琉球”［20］。這與克拉克•柯帝士（Clara Curtis）女士捐贈約1852年畫《從河南眺望十三行商館》水粉畫景觀極為相似［21］。西方宗教建築也在廣州接踵而起，其中以廣州石室天主堂最為雄偉，始建於1863年，高5795米，被譽為“遠東巴黎聖母院”，是現存最大花崗石構築哥特式天主堂。石室東側角石上刻有拉丁語Jeru-Salem（耶路撒冷）1863，西側角石上刻有Roma（羅馬）1863，意為天主教創立於東方耶路撒冷，而興盛於西方羅馬。當年修建時分別從兩地取1公斤泥塊作奠基用，顯示東西方文化在廣州交流和融合。後來興建的佛山中華基督教堂、江門象溪天主堂、澄海鹽灶中華基督教堂，澄城天主堂、湛江霞山天主堂等，也是哥特式風格，廣州石室天主堂無疑起了範例作用。清末民初，原興起於地中海沿岸地區的“騎樓”也傳進廣州。因它適應嶺南地理環境，又便於商業交易，很快推廣至粵北、粵東、粵西和廣西等地商埠。但以廣州騎樓至為集中和氣派，據有關研究，它有古希臘、羅馬柱範，阿拉伯之穹頂、哥特式塔尖、巴羅哥之曲線、西班牙之窗門、義大利之鐘樓等，又能與嶺南傳統建築相結合，做到洋中有中，中裏有洋，既有古典式、近代式、浪漫主義式、西班牙式、西亞式、草原式、也有中西合璧式等，應有盡有［22］。文化風格既有衝撞，但更多的是協調、和諧，充分顯示廣州多元文化兼融特性。1905年，在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校園）建成我國第一座磚石鋼筋混凝土混合結構建築馬丁堂，這標誌著水泥作為一種新型建材在廣州得到應用。1908年在廣州創建“廣東士敏土廠”，正式生產水泥。此後水泥在民國初年拆城牆開馬路高潮中普遍推廣，對建設近代廣州發揮很大作用。
嶺南園林作為我國三大園林體系之一，廣州是它最有代表性城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廣州園林作為一種建築文化也於18世紀流布歐洲。現代荷蘭史學家包爾史著《中荷交往史》中寫道：“荷蘭最引人注目的這類中西合璧的園林無疑是巴倫的‘中國園林’，這是179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商務官員斯赫倫堡（RScherenbeng）建造的。在這座現已不復存在的園林裏，在假山和池塘中有兩座用紅、紫、白等顏色油漆的中國式樓閣，分別被命名為北京閣和廣州閣。這兩座樓閣是在廣州預先定制的，再用東印度公司的商船散運到荷蘭，巴倫的廣州閣是迄今歐洲保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18世紀中國式園林建築之一”［23］。當然，這僅僅是廣州園林建築西傳的個例而已。
三、中西宗教文化在廣州交流
自漢晉以來，廣州即為外來宗教最早在我國傳播地區之一，而自地理大發現以後，西方宗教作為西學東漸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和進入中國手段，也首先自澳門和香港登陸，立足廣州，繼而向內地擴布。同樣，西洋教士也在廣州學習，瞭解儒家文化，並介紹到西方。中西文化在這一領域的接觸、衝突和融合，比其他文化領域要困難、激烈、和漫長得多，但最終仍在廣州取得兼融發展結果。
明末在澳門成立天主教區，開辦聖保祿學院，培養數百名傳教士，他們大部分成為入華傳教的先鋒。其中清初先後在廣州地區傳教的有閣明升（Claudio Filippo Grimaldi）、赫蒼壁(Jules Plcides Hervieu)、馮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iac de Mailla)、徐懋德(Andre Pereira)，清嘉慶初則有李拱辰(Jose Ribeiro)、畢學源(Coetano pires)、福文高(Domingos Ferreira)等［24］。清初雖一度禁止洋教在我國傳播，但在臨近澳門的廣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卻難生效。據宗教史專家陳垣研究，到雍正十年（1732年）在廣州已有男女天主堂8處，男教徒1萬人，女教徒2000人［25］，廣州成為天主教在我國最大中心。清中葉以後，珠江三角洲還有許多居民到澳門做禮拜。志稱：“禮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香（山）各縣赴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 唯順德縣紫泥（今屬番禺）人最多”［26］。不管怎樣，廣州作為華南最大城市，仍高踞天主教在我國中心地位。
基督教在我國通常專指新教，又稱耶穌教，傳入我國較遲，1807年英籍教士馬禮遜（Morrison）到達廣州，即為基督教傳入我國之始。此後，德籍教士郭士丘、美籍教士裨治文（Bridgman）、雅俾理(Abeel)、衛三畏(Williams)先後於1830年和1834年到達廣州，伺機傳教，雖得不到機會和發展，但馬禮遜1814年開始在廣州譯出《聖經》新約全書，印刷2000冊；同時又與另一位教士米憐（Milne）合譯《聖經》舊約全書；1823年兩書在麻六甲正式出版中文本，取名《神天聖書》，共21卷。《聖經》這部基督教經典，包含著豐富的西方文化內涵，它的翻譯出版，對我國人民瞭解西方歷史文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829年，基督教在我國第一位華人牧師高明人梁發，在廣州散發他所著《真道尋源》、《靈魂篇》、《異端篇》等9種佈道小冊子，總稱《勸世良言》，對下層社會宣揚基督教起了一定作用。1836年洪秀全在廣州應試即得到梁發《勸世良言》，對後來創立拜上帝會，發動太平天國起義起了重大作用。洪秀全族第洪仁玕在廣州、香港等地接受基督教，後寫成《資政新篇》，主張向西方學習，挽救太平天國革命。鴉片戰爭以後，洋教潮水般從港澳湧入內地，廣州地區成為基督教主要勢力範圍，《中華歸主》一書寫道：“廣州三角洲（即珠江三角洲）地帶及人口眾多、村落稠密之地區，宣教事業蒸蒸日上，幾乎每鎮都有教堂，並以教堂為中心向附近鄉村派遣中國佈道員，積極宣傳福音，甚至不少地區中基督教之勢力及思想影響幾乎達到無處不在之地步”［27］。在廣州基督教各善會先後建立禮拜堂，佈道所、循道堂、福音堂等多所，發展教徒。1896年基督教浸信會教士羅孝金（RevIJRobert）在廣州建立水上流動佈道所，開始在蛋民中傳教。1898年，第一艘水上福音船“啟明號”在廣州下水，後沿珠江三角洲及西江、北江各地佈道，連同其他善會活動，基督教很快由香港、廣州中心城市向周圍地區傳播，佔領當地文化空間，成為地方文化景觀一部分。
西方這些傳教士在廣州傳播西方宗教的同時，也作了一些將中國宗教介紹給世界的工作。姑且勿論儒家學說是否為宗教，但西方教士在傳教中深刻體會到它的價值和影響。在嶺南傳教時間最長的雅俾理、衛三畏對此頗有感受，故在19世紀70年代，在華傳教士提出了“孔子加耶穌”的口號，企圖找出一條調和、融合中西文化衝突道路。這條道路雖然沒有走通，但西洋教士為此而將儒學一些著作推介到西方，卻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一定貢獻，這容後述。
四、中西理性科學文化在廣州交流
西學東漸，利瑪竇是第一人。雖然他在廣東活動主要在澳門、肇慶和韶關，但廣州作為嶺南文化中心，也直接或間接接納他所介紹的西方科技文化。萬曆十一年（1583年）9月，利瑪竇隨同羅明堅從澳門來到廣州，住進懷遠驛，送給當地官員一幅世界地圖和一些新式器物，使廣州人耳目一新。利氏後在肇慶編繪世界上第一幅中文地圖《山海輿地全圖》，使國人第一次看到世界輪廓，同時，也將地球是圓體之說傳入我國，故乾隆時地理學者劉繼莊評說“地圓之說，直到利氏東來始知之”［28］。他還和羅明堅合編我國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華字典》；首創用拉丁字母注音漢字。建國初，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曾介紹過利氏這一貢獻。利瑪竇還在肇慶“仙花寺”內展示許多西文圖書和儀器，包括宗教教義、天文、數學、地理、機械、水利、油畫、版畫、城市建築畫冊，以及地球儀、天球儀、光譜儀、象限儀、渾天儀、日晷等，並親自用粵語講解其原理，使聽者無不折服，人們甚至稱他為“偉大的天文學家”。時肇慶為兩廣總督駐地，這些聞所未聞西方科技必然傳到廣州。
在利瑪竇之後，基督教士在佈道之同時，同樣介紹西方科技文化。馬禮遜在廣州編撰中國第一部《華英字典》，凡六卷，收錄漢字4萬多個，1823年出齊。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曾向美國傳教士索過此書。1828年，馬禮遜還編纂《廣東省土話字彙》，對研究廣東方言作出貢獻。恰如其在澳門墓碑上所刻“馬禮遜者，乃萬世不朽之人也。當其于壯年來中國時，勤學力行，以至中華之語言文字，無不精通。迨學成之日，又以所得于己者作為《華英字典》等書，使後之習華文漢語者，皆得借為津梁，為豐功倍”［29］。在馬禮遜前後問世的還有《漢語百科詞典》、《漢英字典》、《廣東方言文選》、《簡易漢語教程》，皆為西洋教士所編。雖然它們出版地不在廣州，但編纂者多在廣州地區活動過，自然吸收了嶺南文化養分，並留下西方語言文化烙印。
鴉片戰爭以後，對外部世界歷史和地理的瞭解蔚為風氣，廣州一時成為這個“開眼看世界”的視窗。還在戰時，林則徐組織人力將英國人慕瑞（Hugh Murry）編《世界地理大全》譯成《四洲志》，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引進的獨立的世界地理知識，此書也是我國人最早翻譯的一本世界地理。林則徐後又委託好友魏源在此書基礎上寫成《海國圖志》，系統地介紹世界各國國情。全書凡100卷，80萬言，被譽為“國人談嬴海故實之開山”之作，也是我國第一部介紹世界地理知識的地圖集。1924年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專門介紹了《海國圖志》，指出“此兩書（另有徐繼佘《嬴環志略》）在今日誠為芻狗，然中國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始於此。”梁氏還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志域外地理者，（魏）源為先驅。”魏源在書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著名思想，對後世影響甚大。與林則徐同時代廣州士紳潘仕成刻印《海山仙館叢書》，收錄當時傳教士譯寫的世界地理，其中有名的《外國地理備考》有8冊之多。戰後，曾任廣州多家書院山長的梁廷枏，曾多方搜羅外國史地資料，被譽為“外國通”。先後撰有《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合省國說》、《粵道貢國說》、《蘭崙偶說》等介紹中外宗教、史地、經濟、風俗等知識，並於1846年合訂成《海國四說》出版，引起強烈社會反應。19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另一個著名學者王韜，在親自出洋考察基礎上，在香港寫成和出版《法國志略》、《普法戰記》、《法蘭西志》、《美利堅》、《西事凡》、《俄志》、《漫遊隨錄》、《扶桑遊記》等多種著述，對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影響很大。省港一體，廣州實際上是最先接受王韜研究成果城市。粵籍維新人士梁啟超、湘籍維新人士唐才常分別在《西學書目表》、《史學書目提要》和《湘學報》中大力推薦王韜著作。日本是戰後向西方學習成功的國家。嘉應州人黃遵憲針對“中國人寡知日本”的現實，寫成《日本國志》，全面介紹日本歷史政治，於1890年在廣州出版，擁有一大批讀者，對維新運動產生重要影響。
西方文化早期除以器物形式傳入我國以外，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也相繼以各種途徑來華。在上述史地著作以外，醫學因事關民生，也最先立足廣州。1805年，英國醫官皮爾遜（APearson）在廣州行醫，傳播種牛痘法，十三行商人譯出《種痘奇書》。種牛痘技術首先在廣州流行。此後30年，有100萬兒童接種牛痘，後推廣全國，使無數兒童免于天花。南海人伍秉鏞詩曰：“牛痘自種始夷城，傳來粵海始成風”，熱情謳歌了這種醫學成就功德。1835年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首設立眼科醫局（後稱博濟醫院），使一些盲人重見光明。1863年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科學校，開始西醫教育，也是我國第一間西醫學校，培養一批新式西醫生。1886年，孫中山曾在該校讀書。1851年美國教士羅孝全中文版《家用良藥》西藥書在廣州問世，首次向國人介紹常用西藥知識。翌年，英國醫生合信（BHobson）與南海人陳修堂合寫西醫著作《全體新論》在廣州出版，引起轟動。合信另著《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等醫書，對推介醫學知識和醫學教育作用匪淺。
在戰後洋務運動中，在廣州造就了我國最早一個買辦階層。他們在與洋人交往中，也接受了西方經濟思想和知識，有些應用于辦實業，有些人寫成著述，成為西方經濟學在 廣州的歷史見證。上述洪仁玕《資政新篇》，即包含興交通、辦銀行、造機器、開礦山、設郵政、保險等西方經濟模式，用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發展中國經濟等內容。香山人鄭觀應，長期接觸熟悉西方資本主義，在澳門寫成主要著作《盛世危言》，在廣州刪定，後多次再版，在全國影響甚大。因他提出了富國強兵種種建議，大力宣揚變法維新，將西方經濟、科學和民主思想介紹給中國讀者，大聲疾呼“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30］，開啟變法自強思想先河。但維新變法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自小生活在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珠江三角洲，接受西方自然科學、政治、經濟、文化等成果，並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自己新思想體系。康有為在廣州辦“萬木草堂”，設帳授徒，鼓吹維新變法，並寫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重要著作，融合了中西文化精華；梁啟超是廣州學海堂學生，他以更善於宣傳西方新思想著稱，尤注重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為近代文化宗師。康梁作為全國性思想家，實為中西文化在嶺南結合時代產兒。
文化傳播需依靠媒體。嶺南是我國近代報刊的發祥地，廣州又是其最大中心之一。戰前，首先是葡人在澳門出版葡文《蜜蜂華報》，繼又有1827年英商在廣州創辦英文《廣州記事報》；1823年我國境內第一份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報》在廣州誕生。此後，相繼有英文《中國叢報》、《廣州週報》、《各國消息》、《廣州雜誌》等，為中外人士提供各種資訊，介紹宗教、科學知識等。戰後，辦報熱潮在嶺南興起，除大量報刊在香港出現以外，先後在廣州創辦的有《廣東探報》、《中外新聞七目錄》、《羊城采新實錄》、《述報》、《廣報》、《嶺學報》、《嶺南報》、《時敏報》、《國民日報》、《南越日報》、《人權日報》、《可報》等，除了報刊本身的文化傳播作用以外，還作為報刊範例，推動我國近代報刊業興起和發展。
我國悠久輝煌的歷史文化早為西方人士所仰慕，海上絲綢之路即為中國文化外傳一條強大通道。歐洲人東來，廣州不僅是西方文化傳入，也是東方文化傳出基地。1593年利瑪竇在肇慶將我國經典《四書》譯成拉丁文在義大利出版之後，我國古典經籍西傳蔚然興起，1666年義大利教士殷鐸澤將《中庸》譯名為《中國之政治道德學》在廣州面世，三年後又在印度果阿出版。1719年,在廣州經商英國人魏金森（James Wilkinson）將我國小說《好逑傳》譯成英文，在英國刊行。後又被譯成法、德文，流傳甚廣。1728年法國教士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emare）在廣州寫成《中文概論》,為西方國家研究中國文字開山之作，影響至為深遠。馬氏還把元曲《趙氏孤兒》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後風靡歐洲。並被搬上舞臺，轟動一時。1813年法國領事德經奉拿破崙之命編成《中法拉丁字典》，先後在巴黎、香港出版，方便拉丁語系地區讀者學習漢語。此外，旅居廣州的美國教士衛三畏的《中國總論》，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德庇時（John,Francis Davis）以嶺南材料為背景寫成《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的概況》，英國海軍軍官拜爾秋(Jelliot Bingham)撰反映鴉片戰爭在廣州戰況《環球航行記》，美國人威廉•亨特(William CHunter)寫《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等，都向西方介紹中國嶺南等地社會、經濟、風俗等狀況。另外，中醫也為西方人感到神奇莫測，1671年一位居住廣州不知名法國人將晉代名醫王叔和《脈經》譯成法文，以《中國脈訣書》在法國出版。該書後為歐洲醫學界廣泛收錄和使用，推動歐洲人興起學習中醫藥熱潮，並給歐洲近代醫學、動物學和植物學以深刻的影響。有人作過統計，在達爾文的著作中，提到中醫和植物學的達104處［31］，顯見這與中醫西傳不無關係，在廣東西方傳教士在其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五、中西制度文化在廣州交流
廣州遠離我國政治中心，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相對寬鬆，人的思想較為活躍，加上深受澳門、香港這兩個實行資本主義加殖民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城市的影響，西方制度文化首先在這裏立足、滲入各個文化層面，並在某些領域試行。當然它們更多的停留在理論階段，但不管怎樣，廣州在這方面仍遙遙領先於其他城市。
明末清初，西方制度文化尚未能對廣州施加重要影響，而以器物文化和宗教文化交流為主。鴉片戰爭以中國失敗告終，先進嶺南人，開始思考國家命運，尋求救國救民道理，結果找到向西方學習的出路。戰後，西方文化幾乎毫無阻礙地大舉進入中國。其中制度文化又比器物文化更強烈地衝撞、挑戰中國傳統文化，中外文化交流自此進入一個擴大接觸和深入交流發展新階段。嶺南文化精英分子，以健全心態和愛國情懷首先接受這個時代挑戰，合理地調適自己位置，吸取中西制度文化精華，提出富有創新的制度文化主張。廣州因是鴉片戰爭最先爆發地和主戰場，又是戰後深受其害的地區，因而也是謀求變革現實，建立新制度最強烈地區。
戰後不久，洪秀全雖從梁發《勸世良言》和《聖經》受到許多啟迪，但始終認為他們所宣揚非暴力主義的“忍耐和謙卑”不適於中國形勢，於是對基督教進行改造，於1845-1846年在家鄉花縣寫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原道覺世訓》三部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國運動理論基礎。洪秀全的革命理論，借助西方宗教外衣，注入武裝革命精髓，實在是化腐朽為神奇。其中“太平”源於我國典籍《公羊傳》裏“太平世”理想，而“天國”見於《新約•馬太福音書》，“太平天國”即體現了中西文化在嶺南融合。差不多同一時間，梁廷枏在《合省（即美國）說》即介紹過美國政治制度，包括美國立法、選舉、民主制度等，當為西方政治制度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引入廣州之始。洋務運動時期，長期生活在香港的王韜，以他創辦的《迴圈日報》為陣地，大力宣揚西方政治制度，提出“君民共主”作為國家政治制度，即君民享有同等政治地位，相互制約，共同決定國家大政方針，以達到富國強兵目的。這對於封建專制，是一個很大進步。前述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也以很大篇幅談到西方議院制度，尤讚賞英國上、下院制，並強調中國應設立議院制度。鄭觀應是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其人其書反映了西方政治制度與中國傳統制度文化在嶺南交流和調適。到維新變法時期，康梁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推崇達到頂峰。康有為在廣州辦“萬木草堂”所寫一系列著作中，即構建了維新變法理論體系，其中重要一項為效法西方政治模式，建立君主立憲制度。而梁啟超在介紹近代西方政治學說之同時，猛烈抨擊中國君主專制，熱情謳歌西方民主政治，雖與康有為一樣，主張君主立憲制度，但在達此目的上不是依靠君主而寄託于民眾，在這一點上比康有為進步。康梁維新變法失敗後，以孫中山為首革命黨人，徹底擯棄康梁君主立憲政治主張，提出推翻封建專制的民族主義；建立共和國政體的民權主義；“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三民主義標誌著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最終確立，他追求的是建立美、法國式資產階級共和國，比康梁君主立憲模式又前進了一大步。孫中山很多革命活動發生在廣東，從制度文化意義上說，三民主義是中西文化交流產物，而辛亥革命勝利，則是三民主義實現一個成果，代表我國近代思想和制度文化最高水準。這是嶺南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一個最大貢獻，而其發祥地之一即是廣州。此外，廣州在近代經濟管理、文化教育制度方面，也大量吸收西方文化成果，加以實驗和推廣，在此從略。
六、結論
廣州作為一座千年不衰港市，對外開放歷史從未中斷，借助於海上絲綢之路這條強大通道，高踞我國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和橋樑地位，使嶺南文化更具有多元、開放、重商、海洋、相容和創新的文化風格。然而，嶺南文化也是一個歷史範疇，須不斷更新，與時俱進。只到明清時期，隨著廣東社會經濟發展，區域開發水準的提高，尤其是廣東作為西學東來的首受之區，才給嶺南文化提供新發展機遇，並注入新的活力，嶺南文化才作為一個地域文化體系成熟、定型，出現在中國地域文化之林。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廣州這座區域中心城市，一直發揮著中西文化交流整合功能，即一方面通過各種管道，吸納包括物質、理性科學、宗教和制度，以及風俗等各個層面的近代西方文化，並加以改造、完善、創新，變為嶺南文化一部分，從而使嶺南文化不斷得到充實、壯大和昇華，成為時代先進文化；另一方面，又將自己吸收、積累的文化勢能輻射出去，傳遞到內地乃至海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地文化性質和風貌。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一個站在時代前列、叱吒風雲人才群體的產生，以及他們掀起一個個波瀾壯闊革命運動，即為中西文化在嶺南交流、整合，並擴布全國乃至海外的集中表現。明清時期廣州城市這種文化地位和功能，是國內其他城市難以企及的，這也是廣州歷史一種特殊光榮。
當然，嶺南人所具有的重商、務實文化品格，也使得這個時期對西方文化價值選擇，出現注重實用，而輕薄基礎理論的取向。例如在洋務運動中，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大量翻譯西方科技和人文社會科學著作，而廣州這時成立的“廣州同文館”譯書數量卻不多，以致渴求西學的康有為不得不跑到上海購書運回廣東。以後的 歷史進程也表明，五口通商使上海成為我國最大外貿中心，廣州外貿地位相對下降。上海、南京崛起為與北京、天津並列文化中心。戰前廣州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和橋樑一枝獨秀地位相對下降，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和成果也遜於上述幾個城市。這個歷史慣性，使到今天也仍然如此。這個歷史教訓，是應該吸取的。
注 釋:
［1］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二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693.
［2］ 釋今種澳門詩.轉見周彥文等編.澳門老照片.廣州：廣州出版社，1998.150.
［3］ 轉見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131-132.
［4］光緒.番禺縣誌.卷10.
［5］中國史稿編寫組.中國史稿.第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37.熙寧五年條.
［7］宋•岳柯.桯史.卷11.
［8］ 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22.
［9］續文獻通考.卷134.兵考十四.兵器.
［10］ 轉見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66.
［11］嚴從簡.異域周咨錄.卷9.北京：中華書局，1993.
［12］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58卷.北京：中華書局，1964.2274.
［13］ 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文化交流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45.
［14］ 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文化交流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280-284.
［15］ 蔡鴻生主編.廣州與海洋文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340－343.
［16］ 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文化交流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180.
［17］ 參見廣州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發展中心等.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102-106.
［18］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351.
［19］ 參見廣州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發展中心等.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164.
［20］ 參見廣州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發展中心等.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165.
［21］ 黃時鑒、（美）沙進編著.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三百六十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
［22］ 參見廣州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發展中心等.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167－168.
［23］ 轉見蔡鴻生主編.廣州與海洋文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320.
［24］轉見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123－125.
［25］ 張為等著.中國教案史.成都：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7.176－177.
［26］民國.香山縣續志.卷6，海防.
［27］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345.
［28］劉繼莊.廣陽雜記,卷2.北京：中華書局，1985.104.
［29］中國叢報,1846年2月.105-106.
［30］ 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見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586.
［31］ 轉見廣州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發展中心等.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152.
(作者：司徒尚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