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隨着廣西武鳴苞橋A洞、芭勛B洞、騰翔C洞、桂林D洞等一系列洞穴遺址的發現和研究，裴文中教授首先拉開了南方地區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研究的序幕。但由於從這些洞穴遺址中發現的文化遺物，與北方地區發現的那套以船底形石核和小石葉爲代表的細石器文化所象徵的中石器文化格調不一樣，因此，對這些文化遺存的確認，一直處在反復之中，有時把它們劃歸舊石器時代晚期末，有時把它們劃歸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亦有人認爲應該屬於中石器時代的文化。如果拿它們與歐洲那些典型的中石器時代文化相比，就顯得更加相距太遠。
可是隨着南方田野考古工作的發展，這類遺址的發現越來越多，如廣西賓縣蓋頭洞、柳江思多岩、陳家村、崇左矮洞、柳州白蓮洞下層、大龍潭鯉魚咀下層、桂林穿山月岩東岩洞、桂林甑皮岩下層；廣東的陽春獨石仔下層、封開黄岩洞、羅沙岩上層，英德青塘朱屋岩、雲嶺牛欄洞下層等等遺址。在湖南的道縣和湘西懷化地區也陸續發現了這類的文化遺址，這類文化遺址既有分佈在溶岩地區的洞穴内，也有分佈在大小河流的階地上，甚至有些以貝丘遺址形成出現。如廣西南寧市的頂獅山，桂林臨桂的大岩及廟岩。
這類遺址目前集中分佈在珠江第一大支流——西江的水系範圍内，遍及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省，沿着西江流域廣泛地分佈着。近期在珠江其他兩大支流北江和東江沿岸也有重要的發現。
這類遺址出土的石器工具是一套陡刃的礫石工具，大中型者居多，石片型和小型者甚少。地層中多少見有各種貝殻與之共存，骨角器常見，在少數遺址中有石磨盤和杵臼之類工具出現；還有穿孔石器；刃部磨光的石器偶有發現。没有陶器共存。有獸骨共存的遺址中，青壯年獸骨所占比例昇高，但具有明顯家養動物特徵的獸骨少見，水産捕撈或采集及漁獵的經濟形式表現明顯。
在石器工具加工上，陡刃的礫石工具與屬舊石器時代的含手斧形礫石工具比較，其加工技術大大提高一步，表面來看，均是用錘擊法直接加工而成，但它是經多次加工而成的，所以其刃部相當陡，加工時留下的石片疤呈復瓦狀或魚鱗狀排列。這是與舊石器時代的礫石石器加工技術上的差别，也是技術上進步的表現。與屬於南方舊石器晚期那套厚石片石器更不一樣，要説其有相似之處就是都含有手斧形器。
由此可見，這類文化遺址的特點既不同於舊石器時代的文化特點也有别於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點，同時又與我國北方地區被定爲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文化特點不同。而且存在的年代正處於世界性最後一次冰期行將結束時(即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期階段。這樣一來，這類遺址的文化歸屬問題就擺在考古學者面前。在整理研究封開黄岩洞遺址的出土文物過程中，我們注意到這一情况，後來在大量的田野調查發掘中積累了越來越多的材料。這類遺址的文化特點和屬性也越來越清楚。與此同時，國内外考古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公佈的越來越多，而且諸如農業起源和畜牧業起源等一系列重大課題也與這個時期的文化有密切的聯繫。這些課題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現實意義。所以我們前後花費了近十年的時間，以西江流域爲中心，對此問題進行較爲系統的探討。此處是我們的研究成果，今天奉獻給考古界同行和各界讀者，其目的是希望在促進上述一系列的課題研究上增加一分温度，使其熱起來。
二、已發現的材料的考證
文化内涵和特徵
在1985年到1994年間，我們對廣西右江(西江上游一支流)百色盤地的打制石器調查和發掘；柳州大龍潭鯉魚咀遺址研究生實習的補充發掘；以及柳州白蓮洞遺址、陳家村遺址、桂林甑皮岩遺址、南寧豹子頭遺址、武鳴多個洞穴遺址的考察；還有廣東封開黄岩洞、羅沙岩、羅髻岩、乞丐岩、高岩、羅定的飯甑山岩、平塘下山兒洞、陽春獨石仔等洞穴遺址的調查和發掘(可參看圖11-19)。此外，1993年夏天，我們還到湘西懷化地區進行考察，最後在長沙湖南省文物考古所那裏，看到了他們近幾年來在靠近桂北的湘南道縣地區所發現的礫石石器。1999年和2000年又在珠江另一條支流一北江邊上的雲嶺牛欄洞，發現了相同的材料(圖25)。
在接觸了許多實物材料後，我們帶着問題沿着西江流域上行，來到了雲貴高原的南北盤江地區，進一步進行了調查，同樣發現了那套礫石石器。回過頭來，我們深入地把黄岩洞遺址以及其他遺址已發現的材料進行對比研究。結果發現，在中國，至少是在華南地區，確實存在着一個由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演化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及其文化特徵，在地域遼闊的中國，可能在各個區域内有着不同的反映。
華南地區，從封開黄岩洞遺址(距今11930±200至10950±300)、羅沙岩遺址和柳州大龍潭鯉魚咀遺址的發掘情况看，在含有大量的貝殻和打制石器以及極少量的繩紋夾砂灰陶片的文化層下面，還有一層，貝殻數量不多，無陶片存在，而打制石器全爲礫石石器的文化層。黄岩洞遺址的這一文化層中還偶見少量穿孔器，大龍潭鯉魚咀遺址和陽春獨石仔遺址下文化層中也有類似的出土物。此層堆積往往有一定的膠結性。該層出土的礫石石器較有特點，它們的加工較粗糙和不規整，多數無修理面，無第二步加工，器身多保留礫石面(圖14、15)。它們明顯地有别於華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早期普遍存在的那種加工簡單、器形粗糙的礫石石器(圖23)。此外，石器的種類也很單調，主要有砍砸器和刮削器，其餘種類的石器如石鑽等爲數甚少；穿孔礫石已出現，但數量更少。尖狀器和雕刻器迄今仍未發現。
綜合研究黄岩洞遺址(圖12)、百色上宋村、陽春獨石仔遺址(距今14900±300年)、白蓮洞遺址II期文化(距今11670±150—19910±180)(圖19)、大龍潭鯉魚咀遺址下層(距今23330±250—12880±220年，未經年輪較正)等遺址的石器材料並參照對比廣西武鳴苞橋A洞、芭勛B洞、騰翔C洞、桂林市D洞、廣東英德青塘朱屋岩、吊珠岩、廣西柳州蘭家村，以及在湘西懷化和貴州南北盤地區考察過程中所看到的各遺址和石器地點出土的材料(圖26)。我們發現，這些代表南方中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均有如下的文化特點：1.無陶片；2.或多或少和貝殻共存；3.石器工具以打制石器爲主，個别遺址偶見極少的磨刃石器，打制石器全爲礫石石器，這種石器很少見有修理臺面、多直接用錘擊法單面單向加工。礫石面多被保留，石器刃部均較陡峻，石片疤呈覆瓦狀排列；器物類型單調，主要是砍砸器和刮削器，器形也粗陋；4.出現少量的穿孔石器，但不是所有遺址都有發現。5.此文化層之下就是岩性呈棕黄色或紅黄色的富含第四紀動物化石和打制石器的文化堆積層。而在這文化層之上則往往是一層含有大量貝殻以及少量灰色或灰黑色的夾砂粗陶片、破碎獸骨，以及一定數量打制石器的文化。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在華南地區存在的中石器時代遺址的文化内涵。這些文化遺址存在的時代空間絶大多數處於距今18至07萬年之間，個别遺址可突破距今2萬年或下至06萬年的區間(表2)。以上是在西江流域的以及和華南地區絶大多數已發現的中石器文化的特徵。其實在北方也有突破距今2萬年的例子，如山西下川遺址就是(圖92)。
顯然，這些文化特徵與中國北方地區屬於中石器時代遺址的文化特徵完全不同。中國北方地區的中石器文化特徵是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的。正因爲如此，所以其文化類型的歸屬曾引起較大的争論。
表3〓西江流域若干中石器文化遺址對照表
2.文化類型的歸屬
衆所周知，在中國北方，作爲中石器時代的代表性文化遺址有陝西大荔沙苑遺址(圖83)、河南許昌靈井遺址(圖84)，其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了一批典型的細石器，如船底形、楔形、圓錐形石核、石葉、小型刮削器、石鏃等，其中製作精緻的尖狀器和刮削器等石片石器最具特徵。在東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北方草原地區，這類遺址存在很廣泛，如内蒙古海拉爾松山(圖85、86)、新疆哈密七角井等遺址，那裏都出土典型的船底形和楔形石核。在松山遺址中還發現打制的斧形器，它們均没有與陶片共存，也不見農業的痕迹。在中國的其他地區，如東部沿海地區，在山東臨沂鳳凰嶺和江蘇東海大賢莊(圖87)，以及山西吉縣杮子灘(圖93)、陽原虎頭樑等遺址(圖94)，它們都以船底形石核等器物爲代表性遺物。在西藏高原有若干地點，如1966年在藏南聶拉木發現的兩處遺址，1976年在藏北申扎、雙湖發現的18處地點都屬此列。不過其出土之石核類型遠較其他地區豐富，除楔形的典型石核外，還有帶側翼的圓錐形和稜柱形、半圓錐形和柱形以及斜面圓錐形等石核(圖89、91)。
由此可見，中國南方地區所發現的處於中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其文化内涵及文化特徵除了在存在時代上，以及不與陶片和農業遺迹共存這幾點上和北方中石器時代文化是一樣的，餘者則完全不能相比。對此又該作如何的理解和解釋？它們是否屬於同一時代的産物？文化類型的歸屬又如何？對此問題的回答我們是這樣的，我們認爲，過去對中國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研究一直存在不少争論，造成這一現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方法上的片面性，大家都把着眼點放在其時代的共性上，要求在時代空間上、石器工具形態上、社會經濟類型和社會形態結構等文化因素都保持一致性，而忽略了生態環境諸因素對不同地區人類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所産生的巨大影響，也没有考慮到在同一時期内，不同地區甚至相同區域内，其文化的發展具有明顯的不平衡性及地方性的特點，所以在中石器時代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概念的界定上總是不能取得共識，争來争去難以取得一致的意見。
從現有材料的綜合分析研究可知，在人類歷史的早期，不同的生態環境對不同地區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影響，我國南北兩地，從舊石器時代早期就已經呈現出明顯的差异，北方地區還是以中小型石片石器爲主，南方地區則以大中型礫石石器爲主，兩者之間個别地區出現相類似的文化類型，一者可能與當時當地特殊的生態環境變化有關，二者也可能與文化傳播和交流有關。往往在這種文化類型中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例如，廣東南海西樵山發現的細石器，在文化内涵的組成上，雖然它的石器工具在加工技術上和器物形態上及石器的分類上都與北方地區的細石器文化有着不少相似之處。加工技術上都用壓制法，在器物形態上都具有楔形、船底形、圓柱形石核和小石葉，分類上也都是尖狀器、刮削器、石鑽、雕刻器等等。但西樵山出現的那種所謂帶把的石核，就是在用壓制法進行加工壓片時，用特殊的固定法所造成的結果。這就是加工方法上的差异。利用修理臺面時而打下的長石片來製作雕刻器也是西樵山所特有的。整套細石器工具與雙肩石斧共存，這是西樵山文化中的特色之一(圖95)，而且在其石片石器中凹缺刮削器所占的比例高達43%(占所有刮削器中的比例)。這又是另一文化特點(圖96)。可是西樵山細石器文化存在的時代並不早，用年輪校正後，它的年代只能是新石器時代中期，大約距今5000-6000年之間。 這樣一來，我們不可能拿西樵山的細石器文化與北方的細石器文化相比，不能把它劃歸中石器時代的文化，但又不能否認它是細石器文化。而只能説它是在特殊地區，在特殊生態環境下和在文化傳播機制影響下所形成的一種地方性文化。
同樣，賈蘭坡教授把華北地區的舊石器文化劃分爲兩大系統，其中匼河—丁村係中就有不少南方大中型的礫石石器的成分或相似的石器類型(圖97)。在漢中地區，秦嶺以南地區，不是同樣可以找到和廣西百色地區右江兩岸高階地上出土的同樣石器工具嗎？這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圖98)。它説明瞭什麽時候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它的特殊性，在文化的發生和發展問題上同樣是這樣。只要是當時的生態環境相同，在不同的地區甚至時代有差异，也可能産生相近的文化類型。
中國中石器時代南北兩地的文化特徵呈現出如此大的差异，這與當時全球性氣候的變化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更新世晚期(距今10-1萬年前)全球進入最後一次冰期，即歐洲的維爾姆冰期、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期、非洲的井布爾雨期、亞洲的大理冰期。當時，年平均氣温大幅度下降，我國東部和日本氣温下降攝氏7-8℃(距今2-1萬多年前)，冰川性海面下降達最高峰，海平面比現在海平面下降132米左右。我國東海海面下降最大數大於130米，大陸架邊沿綫已撤到當今水深158-160米地帶。C14測定最低海平面時代爲距今15萬年前。當時不僅平均水深18米的渤海和平均水深44米的黄海是一片坦盪的平原，就連水較深的東海和南海也分别有1/2有1/3以上的海區出露成陸(可參看圖81)。
隨着冰期氣候的出現，内陸地區的氣候也隨之而變化。氣温降低，降水量和河流流量减少，在高緯度的地區，氣候變得乾冷、熱帶雨林縮减，草原發育，在這種生態環境中，狩獵和畜牧經濟類型的發展當然有着優先的條件。所以在中國北方地區和西南部高原地區，尤其是華北地區，由細小石器演化出來的，特别適宜於狩獵和畜牧業經濟的細石器系統的石器加工工藝自然獲得迅速發展。因此，細石器在這一地區成了中石器時代的重要特徵，但把細石器作爲中石器時代獨有的産物這種看法顯然也是不妥當的，因爲這種工具類型後來被沿用的時間很長。
在低緯度的南方地區，隨着全球性降温的到來，氣温也有下降，但由於當時中國的整個地形已經呈現從西往東南方向傾斜的狀態，受季風氣候的影響，整個南方地區在這一時期仍然不會乾燥，人類工具類型也没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大理冰期高峰期結束後，氣温開始回昇，在南方地區這個回昇是很明顯的，這時的海平面開始上昇，補給水量增加，淺海和内陸沼澤地擴大，這就爲各種魚類和貝類生物的繁殖提供了一個非常優越的生態環境，人類經濟活動中漁獵和捕撈活動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石器加工工業隨之也有了一些變化。有人提出，在南方地區，竹子與其他可以製作工具的材料相比更有特殊的意義。它具有細石器的主要功能，如割、刮削和穿刺等。在生産、生活或武器等方面就有廣泛的使用(任海，1987)。雖然在遺址的文化層中迄今還未發現，這可能因爲中國南方地區第四紀堆積物普遍酸性有關，它會使含纖維質的材料不易保存。因此，我們推測，在中國南方中石器時代的各遺址中，礫石石器中砍砸器和刮削器占大多數是有原因的。在製作工藝方面也有所反映，它們看似簡單，和舊石器時代的礫石石器差别不大；仔細一看才發現，實際上這種加工工藝有了相當進步的成分，如刃部被加工成覆瓦狀，陡峻、鋒利、耐用，而且在被發現的工具中，刮削器尤其是凹刃刮削器所占的比例相當高(黄岩洞的刮削器，占石器總數的30%，而凹刃刮削則占刮削器的45%)。我們通過實驗發現，這一類石器工具正是一套加工竹木器的理想工具。所以，在中國南方地區，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下，中石器時代的石器類型既有别於舊石器時代，但又保留了過去的不少特點；與此同時，還發展出一套適應新的生産和生活所需要的新型石器類型，從而在整體上造成了不同於中國北方地區的中石器時代文化的面貌。但實質上，它們是同一時代的産物，屬於同一類型的文化。
綜上所述，我們覺得中國中石器時代的文化特點和區别性綜合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不同地區，中石器時代開始的時間比較一致，均爲最後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行將結束之時。但結束的時間，雖然也基本一致，均在全新世的早期階段，但延續的時間則相差較大，很不劃一，要由當時當地之生態環境變化而定。
在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徵上具有深厚的地域差异。在中國最明顯的是南北兩大地區，小地區不在少數。
石器製作技術上已達到了一個新水平。無論細石器或者礫石石器都一樣，器物類型豐富，複合工具使用極爲普遍。但均無陶器共存。
社會經濟仍然以采集和狩獵經濟爲主體，但漁獵和捕撈或水邊采集經濟已上昇到一個重要的位置，形成一種綜合性經濟。
社會結構上，原始群已開始解體，母系氏族已形成，宗教意識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如埋葬死者已具有一定的葬式和明確地點等。
人類已開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爲農業的誕生和家畜飼養的開始準備了條件。
3.已解决的和有待解决的問題
依上所述，我們認爲，通過以西江流域爲中心的中國南方地區已發現的礫石石器文化的研究，以及與中國北方地區同期的細石器文化的對比研究，已清楚地知道，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在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確實存在着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産生於新、舊兩大石器時代間的過渡階段。這種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特點，既不同於舊石器文化又不同於新石器文化，而具有過渡時期的時代特點。過去，由於研究者在如何理解和界定這種文化的内涵和特色上未能取得共識，所以争論頗多。造成這種争論的原因頗多，但主要的還是與下列幾種原因有關。其一，限於發現的同期文化遺址不够多，對已發現的文化遺址進行系統性、綜合性的對比研究不够，因而産生對這類文化的内涵和特點認識不足。其二，由於對歐洲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界定理解不深，總希望搬用歐洲的模式來套用中國同期的文化，以至於有些地方相差甚遠，在此情况下又未能采取具體情况具體分析，結果造成懷疑争論甚至否定。其三，應用多學科知識，從多角度來進行研究，再吸收國外一些成熟和先進的研究方法和觀點，幫助和促進本身的研究不够。致使在研究分析上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結果對許多异常的現象解釋不通，造成難於對一些帶普遍性的變化規律作出科學的判斷。
其實例子很多。例如，外國學者通過對歐洲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各種文化遺址的研究，可以確立一個歐洲的中石器時代和總結出帶普遍性的歐洲中石器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徵。在此過程中他們也遇到异常的情况，東南歐地區的納吐夫文化似乎與西亞的克巴拉文化没有本質上的差异，但它畢竟與其他文化還是有差别，而且明顯地不能完全劃歸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去。怎麽辦？是否因爲遇到這一地區的异常情况而可以否定歐洲的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存在？他們並没有這樣做。相反，通過對這一地區在過渡時期的生態環境變化情况的研究，使歐洲的中石器文化的概念更加完整。這也説明瞭這個所謂中石器時代在不同地區的存在是不同的，有長有短，有時短到令人無法把它從上下連接的文化時代中獨立劃分出來。但客觀上它是存在的。
由此可見，我們這個課題的研究已基本解决了關於中國是否存在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問題，也初步對其文化内涵和特徵作了一個基本的界定。同時指出了生態環境諸因素對文化産生及其發展的巨大影響，以及在這一階段漁獵經濟特點和社會結構轉變的重要意義。這種轉變爲農業起源和家畜飼養起源準備了條件，使中石器時代成了人類歷史上又一個新的轉折點。
另一方面，我們雖然已經注意到在中石器時代一些文化遺址中已發現了碾磨石、石磨盤和石杵、穿孔礫石、石刀、石箭頭。還通過對一些遺址的孢粉分析瞭解到，在孢粉譜中草本植物的比重大大增加，這是否意味着原始農業的産生？在一些遺址出土的獸骨中，我們在統計過程中也發現，青壯年的個體比重也大大提高，並不像舊石器時代那種老幼個體占絶對優勢的狀况；骨角器的使用也更爲普遍，加工技術也有顯著的提高。這是否意味着家畜飼養已開始？這些問題我們在另文中將較爲詳細地進行討論。這也可能是有待進一步解决的問題。
西江流域的中石器文化的發現和研究，揭示了中國南方中石器時代存在的事實，進一步確認了裴文中先生早在50年代初期在野外調查中的發現，同時給予中國南方地區的中石器文化内涵一個較爲明確的界定，在與中國北方地區的中石器文化對比研究中，對中國的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存在以及它們的文化内涵的共泩和异性都作了基本的界定。
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在中國是客觀存在的，它是最後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行將結束至全新世早期農業開始前的這一歷史階段。經濟類型表現爲狩獵、捕撈和采集的綜合型經濟盛行。生産技術和工具多樣化和特化。中國北方地區多以細石器爲其工具，並出現複合工具；中國南方地區則爲一套適合於竹木器工具加工的陡刃礫石石器。整個社會的形態結構呈已經開始母系氏族社會，原始群逐漸解體，在一些人口聚居的地方，更復雜的社會群體結構已出現。
雖然現在還没有足够的證據證明此時原始農業和家畜飼養業已經開始。但已有明顯的迹象説明，動、植物的馴化已經在中石器時代開始了，但是否發展成爲真正的原始農業和家畜飼養業，則仍有待於進一步的發現和探討。
三、有啓發性的結論
西江流域中石器文化的發現和研究的結論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啓發。它啓發我們應該好好地檢討一下當前我們在考古研究中的方法，一方面不能用一個傳統的概念去套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所存在的一切文化類型。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從年代學和器物類型學的框框中跳出來，轉向生態學、經濟形態和社會結構研究方面。只有這樣才能幫我們解决一些難於解决的諸如農業、畜牧業起源和社會結構形態轉變等重大問題。這結論告訴我們，中國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研究，當前仍是我國史前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我們應該更多地吸收國外學者一些好經驗，加快自己的研究步伐。
（作者：張鎮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