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的决策，無疑是審時度勢的一個英明之舉， 是非常切合當前廣東的實際及歷史訴求的，人心所向！顯而易見地，文化的變遷與演進，對于建設全面的小康社會，提升人的素質，具有决定性的意義。廣東經濟上的騰飛，是舉世矚目的，但不在文化上來個“先著一子”，其發展是必受到約束。譬如鳥之雙翼，缺一不可，所以，對于進入新世紀的廣東，這一號召無疑是具有戰略眼光的。唯有樹立這一宏偉目標，方可使廣東形成新的文化優勢，幷在世界上具有更大的競爭力。
如何站在時代的高度上，在理論與實踐上，全面提升廣東文化的品位，探討幷擴充其當代容量，是擺在廣東學者、專家面前一個無可回避，也是責無旁貸的重大課題。
由珠江文化研究會集合的一批學者、文學家，迅速對此作出了響亮的、且頗有力度的回答。
最早，第一批推出的《珠江文化叢書》六卷，即《開海》、《千年國門》、《廣府海韵》、《交融與輝映》、《東方的發現》及《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當是從歷史層面上，發掘作爲文化大省廣東的衆多深厚資源，爲日後的理論提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這點上，作家們功不可沒。如此大氣、宏觀的歷史與現實相交融的紀實性作品，在國內也不多見。作家筆下，幾千年南國史搖曳生姿，讓人激賞不已，回味無窮。
緊接著，是今天推出的煌煌三大卷的理論巨著。這便是——
黃偉宗的《珠江文化論》；
司徒尚紀的《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
黃啓臣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
可以說，兩大批《珠江文化叢書》，是從歷史及理論兩大層面上，爲建設廣東文化大省作出了相當出色的貢獻。尤其是第二批三大卷，高屋建瓴，在理論上有諸多創新，展示了廣東文化的新風韵，新哲思，以及全新的境界，值得無論是决策階層還是實踐部門，認真研讀幷從中吸取豐富的思想營養。
本文試圖對後三卷書作出一些探討，見仁見智，乞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
關于廣東文化的認識，須首先解决一個參照系的問題。無疑，認爲廣東是“文化沙漠”的歷史偏見，所依據的參照系仍是傳統的農耕文化、正統文化或儒家文化，這樣，廣東文化就沒有什麽可取之處了。廣東人也就成爲了“化外之民”，充其量，把廣東文化視爲所謂邊緣文化、大衆文化、流行文化，其背後隱含的意思，實質上就是廣東無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正宗文化，諸如此類。
然而，當我們換個角度，用另一個參照系來看，廣東文化，却不乏先進文化的色彩，而且具有精英或高品位文化的特質，甚至幾度超前于整個中國文化——這話，文化大師郭沫若在幾乎80年前就講過了：“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醞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請注意，他這裏已早早有了“珠江文化”的提法了。不久前，著名作家陳忠實也驚呼，尋訪“五四”期間，尤其是二十、三十年代的文壇，幾乎大都是來自廣東的作家、學者。可見，廣東文化在近現代史上一點也不“沙漠化”。
是的，當我們以先進文化、現代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作爲參照系之際，廣東文化或珠江文化的亮色就充分地展現了出來。如果不存偏見的話，在中國新文化的歷史進程中，21世紀初的廣東，也同樣會似20世紀初的廣東一樣，完全有可能帶來一個令人驚喜的轉折，寫下有力的一筆。不是麽，今日廣東出現的一幅幅歷史新畫面，特區、“光穀”、城市群，等等，不比當日的上海灘、香港地的歷史畫面壯闊得多，其文化意義也深刻得多。如同梁啓超100年前所說的，唯有把廣東置于世界的視野之中，才可能真正認識廣東的價值，不再視爲“鶏肋”。同樣，不再視爲“文化沙漠”。
確定了這一基點，我們再來評價三位著名學者、教授在各自的力作中的突破、創新以及歷史貢獻。
二
首先，我們來讀黃偉宗的《珠江文化論》。
如前所述，“珠江文化”這個概念，80年前郭沫若就已經用過了，只是當日戎馬倥偬，郭沫若尚未能把這話題深入下去。而後80年間，使用這個詞的，也不乏其人，但深究其中的意義者，則頗爲難找。也有“新珠江文化論”的，但大都停留表層上，且是狹意上的，因此也沒能引起多大反響。
而黃偉宗這部大書，包括他多年來力推珠江文化的大聲疾呼，則爲這一“論”，切切實實地提升到了哲學理論的高度上，極大地豐富了其之內涵，使之形成全新的、同樣也是全面的理論格局，引起了不同層面、尤其是决策層與理論界的極大關注，爲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或者說，樹起了一根堅固的支柱——建設廣東文化大省，不可不充分認識珠江文化的歷史作用與現實意義！
珠江文化論的哲學提升，不僅僅在于指出它的多元性和兼容性、敏感性和爭先性、實效性和適應性、民俗性和大衆性——這些黃教授均已作了專論的；也不在于其開放、重商、務實與創新——黃教授也是早已經闡釋過了。
我以爲，首先在縱的角度上，他先行論證了早在漢代，封開、梧州所在的古廣信，曾作爲南方古都之首，使兩廣的文明史的一個重要節點，在失落之後又重新尋回，從而理清了珠江文明的重要脉絡：即沿西江流域文明的逐步推進，這意義是不同尋常的。其間，他指出了舜帝南巡在南方開化起到的作用。與此同時，他論證了惠能作爲珠江文化之聖哲的重大意義。誠如世界上尊奉的中國三大思想家，孔子當是黃河文化的代表，老子爲長江文化的代表，那麽，惠能則當之無愧是珠江文化的代表。而這三大哲人各自的思想體系，無疑是與各自所在流域所滋生的文化分不開的。珠江人講直覺，亦即頓悟，且務實，這都在惠能的思想中得到反映。黃教授對此作出了精闢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及至對近代史上，著述上千萬字，其《新民說》被視爲中國“人權宣言”的文化大師梁啓超的再認識，也同樣具有重大意義。自舜帝——廣信——惠能——梁啓超，可以說，珠江文化的思想走向，則一目了然，所達到的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尤其是哲學的高度，也都爲人所公認。
而橫的方面，即珠江文化與海洋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等之間的關係，他也作出了相當深刻的闡釋。而這些關係，則有力地說明了，爲何珠江文化那麽充滿活力，那麽富于創新性——他在臺灣的演說中的一段話，當概括了上述內容：
孫中山凝聚了珠江文化的精華，幷將這種精華與全國民族和世界的文化精華相融合，同時又由此而體現了這個時期珠江文化的最高峰，幷將這高峰推向全國和全世界。
沒有黃偉宗從多角度、全方位對珠江文化的哲學提升，近年來珠江文化的影響與認同也就不會這麽大，黃偉宗充分發揮了他能融貫多學科上的優勢，幷身兼學者及當年新聞傳播活動家之長，極大地促進了對這一文化的研究，使之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力度與深度，我這裏只是點到爲止而已。
黃偉宗在《珠江文化論》的代序中，提出“在當今文化時代，經營文史事業，要有文化的視野、品格、氣度和境界。”可以說，他在經營珠江文化理論之際，正是具備這樣的視野、品格、氣度和境界，所以才碩果累累，不同凡響。
與他同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司徒尚紀，亦推出了《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兩人從不同學科領域出發，對珠江文化的研究，可謂殊途同歸，共同提升了珠江文化的品位。
該書的首篇《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概念比較》，引經據典，證實史學大師陳寅恪，早就預見了“南學”必定會超過黃河流域的北學：“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是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所謂“南學”之南，自是指華南，更可包括珠江學這一南方河流域之學。在這一篇文章中，作者對文化概念出現的時間作了比較，更對文化涵蓋地域範圍作出了比較，尤其是文化海洋性的比較，認爲“珠江文化因以江河命名，更突出了它的水文化內涵，便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對接和溝通，至少在形式上比嶺南文化顯示更多海洋性——顯然，珠江文化概念比以山地命名嶺南文化概念在表達區域人文精神風貌方面要勝一籌。”
緊接著，他在“文化的系統性比較”上指出，作爲水系，珠江文化概念不僅系統性强，而且更富生機和活力。爲此，他追溯到了文化的起源上，過去，人類文明均發祥于大江大河，即尼羅河、恒河、黃河及兩河流域（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而在中國，文明起源則是多元的，有黃河、長江，亦不可忽略珠江，這樣，用珠江文化的概念更有其優越之處，與人類文明起源相接軌，更易認同。以地區命名文化，遠不及以河流命名文化這麽方便，在對應關係上這麽清楚。
我們可以進一步論證，埃及文明以尼羅河爲源，巴比倫則有兩河流域，印度文明自有恒河，而華夏文明則以黃河、長江、珠江多元爲起源，這樣的話，無疑更科學地，也更有說服力地提升了珠江文化在世界文明起源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不僅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幷立，且與世界上所有大江大河之文明源流平起平坐而毫不遜色——本來，珠江文化一般博大精深，這點，黃偉宗的珠江文化論已講得非常有力了。
如果說，黃偉宗是在人文科學上對珠江文化作出了哲學的提升的話，那麽，司徒尚紀則是在自然科學上，對珠江文化作出了科學的論證——一個在高度上，一個在廣度上，一個在思想上，一個在物態上，都對珠江文化的架構，作出了充分的揭示，相得益彰，交互生輝。
司徒尚紀對珠江文化的地域特色更有著深刻、獨到的論述，指出其爲一種熱帶、亞熱帶類型的文化——這是從文化是人類適應環境的一種方式這一意義上出發的；而後，他更進一步論證了珠江文化應屬于海洋文化類型，其理由是珠江八門入海，河海一體，珠江流域上有衆多海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港口，自古以來更與海外文化密切交流，故有“嶺南親海，熱帶民風”一說。
當然，司徒尚紀的論述，幷不就停留在物的層面上，他也有專門論述《珠江文化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文章，從歷史地理出發，去探究珠江的文化精神，即便在講地域特色之際，亦講到其多元的文化體系，其開放性、兼容性及至先進性或前瞻性。如此緊密地把物性與人性或精神特質緊密聯繫起來論述一種流域文化的，司徒尚紀在這部專著以及之前的《珠江傳》中，都顯示出了他與衆不同的敏捷思路及過人的學識。
一部《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的建樹，遠不止上面所列舉的這些，其對城市、海疆、區域的研究，均有不少可圈可點的地方，這裏只能挂一漏萬了。
總而言之，黃偉宗與司徒尚紀，在珠江文化研究上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是有口皆碑的。他們從不同的側面，豐富了這一學說的內涵，拓開了全新的局面。我們在建設廣東文化大省之際，不廓清在文化理論上的迷霧，抓住其中的內核，就難以避免事倍功半的尷尬。而珠江文化理論，可以說正是提供了這麽一條綱，綱舉而目張，很多糾纏不清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這絕非書生之見。
三
上述關于珠江文化的闡述，已經多次提及到了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顯然，二者之間的聯繫是十分密切的，甚至難分難解。那麽，怎麽樣才講得清它們之間的關聯呢？
明眼人不難看到，海上絲綢之路對珠江文化的影響之深，超過其他任何事物，也就是說，珠江文化的海洋文化特質（與中原的內陸文化相比較）、商業文明的表徵（與內陸的農耕文明相比較），以及海外拓殖的衝動（與傳統安土重遷之比較）……等等，無不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影響有關。
因此，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是熔鑄珠江文化的重要成份，乃至重中之重，是核心，是骨幹，同時，更也是珠江文化綽約的風姿！
但是，海上絲綢之路也幷不完全等同于珠江文化。
珠江文化是一個流域的概念，而海上絲綢之路則是整個海洋的概念，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化，它串連起了五大洲四大洋，——整個蔚藍色的星球！
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是人類文化精神的獨特的一環，也是人類文明的一根紐帶！
是它，滋養了珠江文化衆多優秀的方面，離開了它，珠江文化便會失去其最奪目的光彩，失去了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而整個中國文化，也會失去其海洋文化的一面，失去其多元一體的格局。
但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也不能完全涵蓋掉珠江文化。
畢竟，珠江文化又是華夏文化的一部分，它同樣深受華夏整體文化的影響與制約，有它的向心力或凝聚力，肩負有重塑或改造整體文化的歷史責任——20世紀初的革命是如此，當今的改革開放也是如此。
從理論上來說，珠江文化與海上絲路文化，是有交互、重合、相互依存與制約的一面，但誰也不可能取代誰，誰都有獨立存在幷發揮影響的理由與作用。它們可以說是共存共榮，相互促進的。
因此，我們講建設廣東文化大省之際，不可不講珠江文化，更不可不講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這樣一個更具世界性，更具可操作性的文化理論問題。
廣東，本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擁有多個海上絲路的始發港，沿海幾千里的港口，如一串閃亮的珍珠。隨著上世紀9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察，及即將到來的2005年瑞典“哥德堡號”商船重走海上絲路駛往廣州，一波接一波的友好交往活動，在這2000年綿延不斷的水路上，將締結一條怎樣的歷史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紐帶？
爲此，廣東省政府專門立項，成立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與開發”的項目組，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撰寫一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在這之前，則已在湛江召開了一個全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幷出版了厚厚一本論文集。而前邊提到的六卷《珠江文化叢書》，也全部是圍繞著海上絲綢之路而展開的——這也說明珠江文化與海上絲路文化之間的難分難解，這均是爲會議而準備的。
在這一緊鑼密鼓聲中，由著名史學家黃啓臣擔綱，洋洋60多萬言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歷經數年的奮戰，終于脫穎而出了。
這也是我國第一部海上絲綢之路史，對于世界，專題研究已經不少，但作爲整體的研究，尤其是史的規模，至少在我而言，則未曾見到，雖說我所涉獵這方面的中外著述已爲數不少，參編了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論海上絲綢之路的幾本書，不至于太孤陋寡聞吧。
四
還在10年前，我在瑞典參加國際會議，會議組織了與會學者到頒發諾貝爾獎的斯德哥爾摩音樂廳去參觀。那裏巨大的窗簾，均是用絲綢製作的，帶隊者反復强調這是從中國來的，與會者亦歡聲“China”一詞。當時我就深感到，中國絲綢的影響，可謂歷史悠久了。當讀到黃啓臣教授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的前言中所概括的：
……一百多年來關于“絲綢之路”研究的進程事實，說明此是國內外專家借連接東西方陸上和海上交通道路的名義研究陸上和海上交通、經濟貿易、國家關係、政治、文化、歷史、地理、宗教、科學、技術、移民等學科的內涵極爲廣泛和豐富的一門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而且被絕大多數國家的學者所認同了。
自然，更深感“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涵蓋面之廣，歷史與現實意義之深了。
這部海上絲路史，既從空間上，全面闡述了廣東海上絲路的自然生態與人文地理，即中國南海的歷史地理區位、豐富的海洋國土資源與深廣的經濟腹地，又從歷史演進的時間上，追溯到6000多年前的咸頭嶺文化，先秦時期，即4000多年前，古越先民已在南洋乃至南太平洋島嶼上的漂流，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與形成，直至隋唐五代海上貿易的興盛，宋代的持續，元明清至民國的幾起幾落，廣東如何得天獨厚，仍獲得高度發展……其間，對貿易商品的結構、政府對其之管理，如市舶使的創設及其管理體制，對海外移民的作用，尤其是對廣東以及中外國家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影響，等等，都有著較深入的探討，參閱了近千種的典籍及文獻資料，旁徵博引、論證詳實，可見治學態度之嚴謹。同樣，也反映著著述者視野之開闊，功力之深厚。如此浩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多年的積累。
毫無疑義，這是一部“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重要典籍，雖說其名冠之爲“史”，但歷史與文化却是不可以截然而分的，一如許德衍先生所說的：“過去的文化是歷史，今天的歷史是文化。”這部史，便是海上絲綢之路“過去的文化”了。這是一種文化史觀，注重文化對歷史的作用。而海上絲路文化，對廣東歷史的推進作用，當是顯而易見的。它影響到廣東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制度設置上，更不說思想觀念上的了。
一部海上絲路史，讓我們看到的是其中貫穿的一種文化精神。縱然歷經曲折、反反復複、大起大落，但海上絲路上的演義，則體現了人類的整體合作精神，一種寬容、團結、互助、融合的生命精神。它可以涵蓋東西方那種完全可以共通的和平交融、文化激活、雙贏互利的歷史與未來指向。
這是幾千年來，在海上絲路（當然，也包括陸上絲路，只是這裏僅評述海上絲路史）上滋育出來的一種極爲寶貴的文化精神，我們沒有理由不去作出很好的發掘、研究，幷加以發展與弘揚。
這部海上絲路史同樣證明，廣東人早早便擁有海洋文明的傳統——應當說，海上絲路的文化精神，自然包含有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等，這也是海洋文化之必然。所以，100多年前，一位法國的學者便已經認爲，廣東人具有經營大商業、大交通業的才幹，與中國內地的不同。這，其實正是海上絲路文化的體現。
海上絲路文化，當然可以涵蓋商業文明的內容，這是毋須解釋的。同樣，它也可以包括華僑文化，因爲幾乎是全部的華人華僑，都是從海上出去的，來來往往，中外文化的交融與碰撞，都在他們身上得到體現。
海上絲路文化，更是一種進步的開放的文化觀，是人類整體邁向未來的康莊大道之引導。它打破了東西方各自爲中心的自戀情結，讓西方看到擁有絲綢及四大發明的東方文明古國，推動了“文藝復興”；同時，也讓東方看到西方近現代的突飛猛進，得到先進文化的滋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日新月异的經濟成長，以及迅速更新、拓展的現代文化，都離不開這一條康莊大道上無窮周轉回旋的人類信息，離不開世界先進文化的深刻影響，東西方的這種相互發現，只要不固執己見，這是必會産生積極的、雙贏的結果的。
以史爲鏡，以絲路爲鏡，我們當會重新認識自己，同時，在思維方式上來一個更新與飛躍、開放與拓展。
當然，一部海上絲綢之路史，給予我們的啓迪還可以有很多、很多。無疑，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在歷史上，堪稱廣東立省之基，今天，更是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的一根重要的支柱，不可以小覷！
五
正因爲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其涵蓋面非常之廣，足以覆蓋住頗有廣東特徵的多種文化——如商業文化、華僑文化、海洋文化或水文化，等等，因此，抓住這兩條，以此作爲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的兩大支柱，當是切實可行，且有科學性、系統性、延續性，乃至前瞻性。
一種文化理論的確立，不在于稱其怎麽完整、怎麽高明、怎麽深刻，說得天花亂墜，而在于它的實踐性，也就是其可操作性。這也是改革開放之初那個帶啓蒙性的論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因此，我們應尤爲注重珠江文化、海上絲路文化的實踐層面。
應當說，這兩種文化的理論構架，我們已經建立起來了，問題在于，我們該如何將之化作可操作的系統工程——這就不僅僅出幾十本書的問題了。
這需要使之形成一種文化自覺。
文化自覺，首先就是一種歷史自覺，是一種主動的歷史精神的喚起。這一自覺，本就是歷史地産生的，上接珠江、海上絲路源遠流長的歷史，下接今日廣東的改革開放、經濟騰飛，建設文化大省的大潮涌起。可以說，這本就是一種“自知之明”，對已有的歷史有清醒的認識，對今天的發展有理性的審視與實在的把握。
有了理性的審視，那就無論是在精英文化還是大衆文化，是廟堂文化還是民俗文化，均可以在珠江——海上絲路這兩大品牌上鉚足勁頭。
在精神層面上，幾千年來，在珠江流域，在海上絲路，驚風迅雷、暴雨駭浪，無論是艱苦創業，還是闖海開埠，都具有開天闢地之豪氣，都一樣在叱咤風雲，不知留下了多少精神財富。諸如南越國的文明開化之風，又爲南漢王朝興也忽，亡也忽的歷史教訓。當然，近代的三大革命——太平天國、戊戍變法、辛亥革命，均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學、藝術的重要大題材，更是思想、學術上須進一步深掘的歷史材料。尤其是各大民系的文化形成及其價值取向，無疑對我們如何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弘揚多元文化，有著無盡的、深刻的啓迪。至于海上絲綢之路給廣東帶來的無限的精神財富，我們所作出的總結還遠遠不够，身在寶山不知寶。改革開放至今天，我們文化的動作遠遠滯後于經濟建設，恐怕還由于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來不及冷靜、全面地思考與總結。今天，已不可以自詡“只會生孩子不會起名字”了。得其反，這將化成一種悲哀。
精神層面的開拓，還有很多，需要組織一支高水平的學者、專家隊伍，才能極力地提高廣東文化大省的挺進速度。這裏，一是回溯歷史，不知歷史，也就不懂得今天，割裂歷史，也就不會有未來，這便是文化之大旨；二是表彰，也就用全新的參照系，把我們今天已有的先進的、積極的文化成果展示出來，讓世人所瞭解，而不至于讓舊的參照系來否定，掩蓋了它們，這本身也是對新文化的轉變的一個有力的推動；三則很明白，那便是創新，事實上，廣東文化本身，較之內地，已經有了很多的新質，如何將其發揚光大，上升爲主導的東西，如同上世紀初郭沫若對珠江文化所抱的熱望一樣。
明瞭這一切，精神層面上可操作的就很多、很多，這可以作爲一個系統工程，有計劃、有雄心地全面推開，幷調動各個精神文化部門的積極性——這當是大有可爲的領域，當有一個宏觀的把握。
而在物質層面上，可迅速推開的工作就更多了。迄今，我們還沒有一個珠江文化的博物館，更沒有一個海上絲綢之路的博物館——這樣的博物館，其包含的藏品，當極爲豐富，遠勝于一般的考古、藝術等單項的博物館，它當更有思想性、歷史性、科學性——一句話，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于一體。
尤其是海上絲路，在廣東漫長的海岸綫上，創立了一個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古港，西至徐聞、雷州，東抵汕頭、潮州，如何打造好這珍珠般串連起的古港，重現當日海上絲路之風采，當大有文章可做，這對于旅游業，航運業，都是極好的商機。
沿著這一思路，我們還可以打造幾大僑鄉古鎮，如臺山、開平、潮汕、梅州，都能找到相當完好且典型的範例。同樣，珠江三角洲上，更不乏嶺南水鄉古鎮，歷史上各具特色。還有，對嶺南三大民系而言，我也曾在傳媒上，推出了各自代表的民俗古鎮——順德杏壇、南雄珠璣、梅州鬆口、潮汕樟林……
“哥德堡號”不久的到來，已教廣州荔灣區辦起了十三行的展覽；而“中國皇后號”，當年也曾到達黃埔村；還有，長洲島上，有多少歷史遺迹可開發，不獨一個黃埔軍校，東征誓師廣場，還有伊斯蘭墓地、柯拜船塢，……數不勝數。可惜，由于條塊分割，我10多年前的呼籲，迄今仍未得到多少回應。本來，僅一個長洲島，便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縮影！且不說還可以開發衆多的旅游文化項目……
包括嶺南的古代與近現代建築，本身也是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之瑰寶，閃耀著中外匠人與藝術家的智慧之光，嶺南建築之所以在中外建築史上獨樹一幟，與文化是分不開的。
在物質層面上，我們立即可以著手做的，實在是太多了。不做，則可惜了，會留下無盡的遺憾。當學者、專家們在理論上全面鋪開之後，理論如何與實踐更好地結合起來，便日益迫切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作爲文化的自覺，更高的一層，當是人性的自覺。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更美好的生存環境，擺脫有形與無形的人的依附以及物的依附，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這便是我在這裏所講的精神與物質兩大層面所需要解决的問題。
由于在近現代史上，廣東幾度能“先行一步”，這給我們建設文化大省提供了“先機”。如果我們全面地揭示出“先行”的歷史、地理諸方面的“時空之謎”，便毫無疑義地可以抓住這一“先機”，讓廣東迅速躋身于全國前列的文化大省之中。
我們正在努力。
我們更希望這一努力不會白費。
我們這三大部理論典籍的“先行”，旨在創造文化大省的“先機”。
而所要揭示“先行”的“時空之謎”，當正是在珠江文化與海上絲路文化之上。
因此，我們認爲，珠江文化、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當成爲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的兩大支柱，做好這兩大支柱的發掘，研究以及弘揚的文章。廣東文化是必可以其鮮明獨特、大器壯美的色彩，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版圖上，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再領風騷！
中國文化版圖上，不再是京派、海派雙雄爭鋒，當爲京派、海派、廣派三足鼎立之時，其現代化、多元文化的進程，將更璀璨多姿而舉世矚目！
作者：譚元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