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讯／题：天時•地利•人和——序韓春華散文集《浮生幸遇》 作者：黃偉宗
丙戌年初，元宵節剛過，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韋民總編輯親臨寒舍造訪，遞上韓春華先生的散文集《浮生幸遇》書稿，囑我寫序。理由是：作者乃我老友，且書稿中《秦牧同志在茅坪》一文寫有我和一班文化人「文革」期間流放樂昌的往事，有根有由，言之鑿鑿；加之韋民在中大中文系攻讀硏究生期間，選報我任教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爲其硏究方向，師生之誼，盛情難却。捧讀書稿一過，才知此書不同一般，甚有價値，倒覺得爲其寫序是義不容辭的事了。
古語云：「天時、地利、人和」。此語通常理解爲成事者的銘言，即欲要戰爭取勝、獲得政績，抑或事業有成，皆必須善于把握或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等三者的優勢或條件。這無疑是對的。但我覺得其義不僅如此，還可泛指爲一切人際之間的交往（包括共事、愛情、婚姻、合作等等）都皆由于這三者而産生的「緣份」。
所謂「天時」，是指自然現象或社會歷史時代現象的際遇，包括季節、氣候、灾害、節日，歷史的變遷，時代的發展，以及某些相關的政治或工作的關係，經濟、文化或生活的交往等等。「地利」是指地方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以及歷史、生産、交通、特産、風俗等的特色和優勢。「人和」是指人際之間的關係，思想感情、道德風範、人品性格等所形成的思維方式與行爲方式。三者而言，「天時」、「地利」是客觀條件，「人和」則主要是指主觀上的作爲，是將天時、地利結合或轉化爲「緣份」的動因或動力之所在。
《浮生幸遇》所寫的篇章，大都是作者對２０世紀「文化大革命」期間和改革開放時期的往事回憶，其中尤重于描寫他在這些年代與一些知名政要、知名文人、民間藝人的之間交往的細事末節，寫得短小精幹，以小見大，生動自然，妙趣橫生，親切感人，饒有意味，堪稱一部成功的回憶録佳作。其成功的原因，正在于作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掌握了「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結合，幷以自已的「人和」轉化爲「緣份」的道理。
從書中可以看到，作者的社交面是够廣泛的，從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馬萬祺、王光英，鐵道部長呂正操，省委書記習仲勛，省長朱森林，國畫大師關山月、黎雄才，散文大師秦牧，科學院士李國平，以及花鼓戲老藝人何萬杰，拾字紙的百歲老人祝漢榮等等，從社會高層到社會基層，從領導到群衆，以文化名流到平民百姓，「三教九流」、各界人群，莫不有所交往，而且，用現代時興話說，都有「零距離」接觸，都「走進」他們中去。在社會人群中，能有如此衆多而可貴的幸遇者是不多的。作者能有這些「緣份」，從客觀條件說來，是恰逢其時，地處優勢，因爲作者長期生活幷工作的樂昌，在粵北的湖廣交界地，是南北交通要衝，是自然風光聖地、革命老區，還是「文革」中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流放地等等，作者又先後擔任宣傳文化部門和政協領導工作，這些都是其「天時、地利」之所在。但是，如果作者不去利用這些條件去接觸人、「走進」人，也必會白白放過這些機遇；而且，即使有過這些機遇的話，如果不是全心地「走進」去心領神會、汲取營養、幷認眞勤奮地寫出來，也必是白白失去這些「緣份」的。
由此我們更可見作者的難得可貴之所在，那就是以自己高尙的人品和堅强的毅力，加之深厚的文學素養和杰出的藝術才華，去把握這些客觀條件，使之轉化爲「緣份」，幷創作出成功之作。也因爲如此，使這部回憶録不同一般，旣有以小見大地透過這些要人、名人、藝人的小事管窺其人、其地、以至某段歷史、某個時代風貌的史料價値和意義，又從一般中創出個別，在多如牛毛的回憶録作品中，自創出具有鮮明個性風格的作品。
作者的高尙人品和堅强毅力，對于創作這部作品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書中《秦牧同志在茅坪》一文，寫的是「文革」期間一班文人流放樂昌的往事，我本人也身在其中，當時是被作爲監督改造的對象對待的，政治歧視，低人一等，一般人不敢過密交往。當時作者尙有一官半職，對我等理當有所歧視或顧忌，但他却格外尊重，不僅平等而誠心地與我等交朋友，而且虛心聽取意見，事後又認眞切實地去辦，可見他不當「風派」的政治立場和高尙人品。同時，書中所寫的要人、名人、藝人，大都是在「文革」中受過灾難而又堅强走過來的人，他與這些人交往密切，「走進」這些人，寫出這些人，也可見他與這些人的人品一致，心靈相通，由此才能寫出人品與文品一致的文章。作者年逾古稀，多年前中風，身殘多病，仍堅持寫作，出此精品，非有巨大毅力不可！僅此一點，也足使我敬佩之至，焉敢拒寫序乎？實言之，此文與其稱之爲序，不如言之爲讀後感或老友寄語更恰切，因爲所寫的都是從書中所學、所思、所悟、所念的淺言心語。感慨良多，紙短情長，謹借蘇軾詩句作結吧：「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