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訊／清代大批廣東商人往日本進行國際貿易，幷在日本各港市經商創業和定居，在日本商界和華僑社會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過去對在日本經商的廣東商人的活動却少有專論。本文擬就清代活躍在中日貿易及在日本各港市的廣東商人作一探索。
一
就目前看到的中日文獻資料，明代廣東商人在日本貿易、經商、定居者還不算多，至清代就日益增加了。據統計，1648～1663年赴日本貿易的廣東商船隻有13艘；1664～1700年從廣東啓航往日本貿易的商船達到178艘，其中1684年之前爲56艘，佔中國到日本貿易的商船總數的36％。又據林春勝等編的《華夷變態》一書記載，僅1676～1723年間，從廣東的廣州、澳門、潮州、高州、海南等地港口起航往日本長崎貿易的商船達150艘。各艘商船所載商人數十上百不等。此外，還有一些廣東商人是在其他省的港口起航赴日貿易的，如洋商麥燦宇于1689～1695年間5次往長崎貿易，有3次分別是從上海(1689年)和南京(1690～1691年)乘船出發的。這樣，實際上赴日貿易的廣東商船和商人數量是相當可觀的。隨著到長崎貿易的廣東商人日益增加，逐步形成名曰“廣東幫”的商人集團，與“三江幫”、“福建幫”齊名。於是，爲了維護廣東商人的利益和聯絡同鄉感情，于1678年在今長崎美術館東側興建了一間聖福寺，又稱廣州寺。1866年的《聖福寺重修碑記》稱：“我粵客是幫者，共竭悃枕，同勷美舉，徂松甫柏，長斷是遷，鄭棟魯檣，美輪美奐”。可見，廣東商人與聖福寺的關係之深。
1859年以後，在歐美國家對外貿易擴張政策的强力沖擊下，日本政府陸續開放數處口岸通商，允准各國商人到日本自由貿易。但是當時日清政府間還沒有締結條約，所以，到日本貿易的中國商人，以受雇于廣州、香港、澳門的歐美商社和領事館的司賬、翻譯和雜役傭人爲多。因而這些商人自然是廣東人爲多。據1878年“清民人名戶籍簿”統計，當時發給福建、廣東、浙江、江蘇等籍華人牌證的共有476人，其中廣東籍者爲151人，佔總數的317％。在廣東籍商人中，又以南海、番禺、順德、新會、台山、開平、恩平、肇慶、潮州人爲多。這些在長崎經商的廣東商人，經過一番努力開拓，不少人逐步發展成爲擁有相當資産和不少雇員的商號行主。例如：公安號行主香山人楊惠泉，1873年還祗是作爲公安號的普通商人出現在日本的戶籍部登記中，到了1878年成了擁有6名廣東籍幫手的商號行主；泗合盛號行主開平人周酉，1875年到日本，其身份爲該行洋貨商，次年成爲該商號行主，至1877年已擁有9名開平和香山籍的幫手；成記號行主三水人歐陽縱，1870年還祗是普通商人，1876年成了成記號的行主，至1878年其手下有5名幫手，這5名幫手均爲三水人，且幾乎都姓歐陽。
當然，廣東商人中，也有一些人在商業貿易活動中受挫的。例如，永吉祥號行主香山人譚虎臣，原爲普通商人，後組成以其爲首的譚氏一族的洋貨行，他本人也于1876年成爲永吉祥號的行主。第二年永吉祥更是發展成爲10個成員的一大商號，有幫手8人。就在譚虎臣成爲行主的那一年，也許是出于經營上的需要，新會人陳梅溪作爲行商加入該商號，1878年更是取代譚虎臣當了行主。這時譚虎臣已離開了永吉祥，譚姓人也祗剩下兩人作爲商號幫手留下來。又如三水人歐陽金台，1867年去日本，1870年成爲華豐號商人，1874年開辦同昇號洋貨行，手下擁有12個夥計和1個傭工，算是個相當大的商行了。但至1876年，該洋貨行突然解體，金台也淪爲一名普通的雜貨商了。
二
1868年，日本政府開放大阪和神戶港口對外貿易，中國商人又活躍在阪神地區，開館經商。據統計，1877年有華人商館20家，1881年發展到34家，高踞各國之首。而在衆多的華人商館中，又以廣東商人辦的商館爲多。1896年，大阪的廣東商人爲與日本商人競爭，由同孚泰商號牽頭，14名廣東商人發起成立了廣東幫的商會組織“大阪廣東公所”，因成員中包括數名神戶的廣東商人，所以也稱“神阪廣東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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