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閩廣水商，久沒該國者，盡室起赴新州，分田立宅，就其衆中之豪，投以千百夫長之號，內以都護佔城，外則大通諸國，運致土産，轉相貿易；不出數年，番舶畢集；吳浙、閩、廣水商亦許經至，若遣官經理，起例抽分，足國裕民……
由此可見，明中葉廣東商人不少在佔城貿易和定居。
3.向暹羅移民。
暹羅是廣東商人移民的主要僑居地之一。明初已有南海人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
克路士的《中國志》稱，有些廣東商人到馬六甲、暹羅、北大年等地做生意，就居留下來，“不再返回中國”。17世紀初，首都阿瑜陀耶和北覽波、萬佛歲、北柳、柴真、萬岑、那坤是貪瑪功(六坤)、北大年、普吉島、尖竹漢、曼吉、妓功、佛丕、猜耶、廊營、董裡等地都有廣東商民貿易僑居。確實如葡萄牙人坎皮士(De Campos)所說：“中國人在泰國到處定居”。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Gunder Frank，)也稱：
這個城市(指阿瑜陀耶)是一個聯繫廣泛的貿易中心，不僅與日本、澳門和廣州，而且與東南亞群島港口和馬來亞半島東海岸的北大年都有貿易往來。
黃衷《海語》稱，暹羅首都阿瑜陀耶有“奶街”，“爲華人流寓者之居”。可見嘉靖時，阿瑜陀耶已出現了有些類似後來的“唐人街”模式。荷蘭人法倫退因(FValentyn)著《新舊東印度志》所附暹羅國湄南河下游地圖有“唐人島”(Chinese Island)，即“中國人居住之地”，以顯示17世紀初華僑在“唐人島”聚居。
4.向北大年移民。
北大年是暹羅的屬國，又稱大泥，明中葉後期“華人流寓甚多”。1 6世紀70年代，這裡已有一名華人拿督，在當地經濟有相當大的影響。嘉靖末年，廣東饒平縣海盜商人林道干在福建爲官軍所敗，逃到台灣北港和昆倉島(Polu Condoo)。萬歷六年(1578年)，林道干懼怕官軍追擊，率部南航到大泥(Datni)，“攘其邊地以居，號道干港”，聚集廣東、福建海盜兩千餘人，北大年女王招其爲婿，引華人爲大臣，鼓勵華人移民，使北大年成爲廣東人居留最多的地區之一。有記載說，吉蘭丹波賴村“全村住的都是三百多年前集體移入居住的華人。他們現在講的還是漢語客家語系語言。傳說移入時的領袖張伯才是海盜領袖。考三百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的時候，無需解釋這些移民便是抱著反清復明的華僑先民了。”
5.向馬六甲移民。
廣東商人僑居馬六甲歷史悠久，《明史•滿刺加傳》稱其居民“間有白者，唐人種也。”嘉靖年間(1522-1566年)，南海人黃衷說：馬六甲“俗禁食豕肉，華人流寓或有食者，輒惡之，謂其厭穢也。”說明廣東等地僑民入鄉隨俗，有信奉伊斯蘭教者。16世紀初，滿刺加設有四個沙班達爾(Shahbandar)，即港長、港務官之類，由中國人、爪哇人、束巴亞人及孟加拉人各一人擔任，說明華人在滿刺加受到重視和信任。沙班達爾的職責是接待帆船船主，引見盤陀河羅(Bendahara)，給他們分配貨棧、發送貨物、安排宿舍和預定象祗(運輸工具)，幷徵收港口稅；由華人擔任的沙班達爾負責管理來自中國和印度支那的商船。據葡萄牙人阿伯奎記載，滿刺加第二代國王沙根達薩(Xaguendarsa)曾娶中國船長大王(The king of Chinese Captain)之女爲妻。說明華僑在馬六甲社會佔有較高的地位。
葡萄牙人佔據馬六甲後，任命一個終身職務的盤陀河羅管理外僑事務，另外實施民族自治，設“甲必丹”(Captain)管理各僑居民族，其中摩爾人、欣都人、爪哇人各設甲必丹一人，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其他各族設甲必丹一人。1641年，馬六甲華僑已有300-400人。
6.向印度尼西亞諸國移民。
明初，爪哇滅三佛齊，然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很多廣東籍富商住在那裡，其中有些己改信了伊斯蘭教。”嘉靖末年，“閩、粵海寇遺孽逋逃至此，積二千餘人。”到荷蘭人進入爪哇時，萬丹(Bantan)、北加浪岸(Bekalongan)、厨閩(Tuban，即杜板)、錦石(Gresik，即革昔兒)等港口，“都以中國人住區而聞名”，而這裡的華人都是廣東、福建兩省人。英國學者W•J•卡德指出：
十六世紀末，有相當多的中國人貿易中心出現于爪哇(厨閩)、錦石、泗水、饒洞、萬丹、日葛礁和其他島嶼(蘇門答臘、西婆羅洲)上；這些中國人都是福建和廣東兩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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