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在任何國家，從自然灾害的預報、預防和灾害重建，政府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氣候和環境的惡化，這可能是個世界範圍的大趨勢。
中國要建設的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中央集權的民主國家。集權幷不表示專制，很多現代民主國家也都是中央集權的，比中國還集權。
這裏的問題是什麽樣的集權？現代國家都是規制型國家，爲社會、爲人民提供各種服務。從這一點上說，中國的很多制度方面還不够集權。
對自然灾害的預防和預測、提高社會的自然灾害意識及培養社會個體的自救意識等方面，政府需要履行的責任還有很大的空間。
像學校校舍質量等問題和政府方面的監管不力無疑是有關係的。至少從應付自然灾害的角度來看，把民主化和中央集權制度對立起來的觀點顯然幷不能引導中國的制度建設。
同樣重要的是不應當把國家建設和社會分權、賦權社會對立起來。社會力量在應付自然灾害過程中的作用在很多方面幷不亞于政府。這在這次四川地震發生後中國社會所發揮的作用中表現得非常清楚。
在應付包括地震在內的自然灾害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有其限度。無論是預防還是應付灾難，社會必須具有自救精神和自救能力。社會既包括公民個體和地方社會或者社區。
日本社會是個典型的例子。國家在預防、預測自然灾害上和救灾方面履行規制責任，但同時把應付灾難過程中的“自救”落實到每一個人。在日本，國家集權與社會分權和個體負責有機地結合起來了。
如同任何社會，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關係也幷非抽象，它最終必須表現爲一種制度規定。而制度規定就是人類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設計的。就是說，人們可以根據理性的思考和討論來設計一個適應中國環境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理念儘管可以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但實際上對制度建設的引導作用幷不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