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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早報文章:東亞共同體路線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10-28 13:46:53  


  中評社香港10月28日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員薛力28日在聯合早報撰文說,剛剛在泰國華欣結束的系列峰會在建立東亞共同體上有了新進展:10+3機製作為實現東亞共同體長期目標的主要載體。為此,筆者想從比較長遠的角度探討一下共同體建設歷程。

  最終建立東亞共同體是東亞各國的共同信仰。無論建立共同體的目標現在看起來多麼不可思議、充滿烏托邦色彩,沒有更好的選擇之前卻是最優選項。地理上的接近、經濟上的密切聯繫、文化上的相似性,這些長久發揮作用的因素決定了東亞人的生活空間,從而促使東亞在全球化與區域化並存的時代逐步融合為一個與歐洲、北美並駕的共同體。東亞國家間政治上的差異、軍事聯繫的虛弱、國民情感上的齟齬等,是在相對短期內發揮作用的因素,這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並讓位於上述發揮長久影響的“生活空間因素”。

  時間和空間跨度

  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為這個共同體可以在短期內形成,生活空間因素也使得東亞共同體的形成不會照搬歐盟模式或北美模式。但有了上述的共同信仰,東亞各國就有了長久的目標和方向,剩下的就是具體路徑的摸索與所需時間的長短。作為東亞整合的研究者和鼓吹者,筆者這裡提出東亞共同體形成的一種大致路線圖,供大家討論。這個路線圖,可以分為時間、空間、領域等幾個維度。

  一、時間跨度為一個甲子,即1990—2050。馬來西亞的馬哈迪1990年12月提出建立“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EAEG),這可以視作東亞區域整合的濫觴。冷戰體系的終結去除了東亞整合的最大障礙。而從1950年5月舒曼計劃公布到2009年《里斯本條約》通過(27個成員國中已經有26個通過條約),也花了59年時間。

  東亞經濟整合的進展有目共睹,最主要的成果可能是東盟(亞細安)憲章的生效(2008年),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2010年)、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2012年)。東亞區域內的貿易依存度已經超過50%,高於北美的45%,離歐盟成員國的60%已經不遠,遠遠高於1950年代的西歐。東亞經濟整合進程依然在繼續,以目前的勢頭,有可能在2030年建成東亞經濟共同體,然後醞釀在2040年建成東亞共同體,2050年左右通過《東亞憲法條約》。

  二、空間上,第一步只能是東盟+中日韓。朝鮮、蒙古、東帝汶是東亞共同體的當然成員,但這些國家與地區正式進入東亞共同體的時機要依據實際情況確定,無法確定具體的時間表。台灣、香港、澳門也應該以某種形式參與東亞共同體。紐西蘭、澳洲只能是東亞共同體的外圍成員,可以與美國一道參與構建亞太經濟共同體。印度等南亞國家是東亞共同體朝著亞洲共同體擴展過程中首先要吸收的對象,但並不是東亞共同體的當然成員。

  先經濟再政治後軍事

  三、領域上,顯然是先經濟後政治,最後才考慮軍事(或傳統安全)領域。

 東亞的安全結構是典型的“輪軸-輪輻”模式,也就是說在傳統安全問題上,許多東亞國家首都之間的距離要大於這些首都與華盛頓之間的距離。這一情況在相當時期內無法改變,也沒有必要改變,因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客觀上是東亞穩定的一大因素,加上一些東亞國家無法、也無意在短期內改變與美國在安全領域的合作,而美國顯然也不會允許這種改變發生。美國的軍事存在是東亞軍事整合的阻礙因素,卻是東亞經濟整合的客觀穩定因素。東亞國家應該充分利用這一因素。概而言之,東亞軍事整合2050年以後才能考慮,在此之前,東亞區域軍事合作只能在美國參與的情況下進行。

  政治合作方面,關於東亞憲法條約的討論很可能是2030年以後乃至2040年的事情。在此之前,東亞國家之間努力的重點是:在各國推進其自身民主化的過程中增進政治互信,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緩慢促成政治領域合作與溝通機制的建立。

  經濟整合顯然是東亞整合的主要內容。這方面有豐富的文章可做。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在現有各種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上,在2020年之前建立統一的東亞(10+3)自由貿易區。然後進一步爭取在2030年建成東亞經濟共同體。接下去擴展到政治領域的合作,如東亞議會、東亞法院、東亞中央銀行等的建立。

  培育區域認同意識

  由於東亞具有不同於歐洲與北美的特點,東亞共同體建立的過程有幾點需要強調。

  首先,在領導權上,將奉行一種分階段、多中心、多領導的模式:(1)在中日能夠像法德軸心那樣發揮作用之前,東盟將會繼續坐在東亞區域整合的駕駛席上,發揮主導作用,但中日韓在決定行駛的方式與速度上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2)由於缺乏公認的中心領導力量,東亞整合只能“化整為零”分成具體的次領域乃至具體議題,分別推進:氣候、能源、傳染病、貨幣、海上通道、救災、有組織跨國犯罪、交通網、通訊,等等。在這些不同領域,各國都有成為領導者的機會,這既取決於能力,也取決於意願與努力。

  其次,不一定要遵循“先貿易、後金融”的模式,可以在某些領域突破常規地先行,金融、能源領域的合作就是典型的例子。現有的1200億美元東亞外匯儲備基金為東亞貨幣合作的先行奠定了基礎,亞洲共同貨幣、東亞合作銀行(東亞中央銀行的前身)可以進一步探索。中日韓在能源領域的合作一樣可以有所作為,比如在消除石油的亞洲溢價等議題上。

  再次,身份建構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作為後起的民族國家,許多東亞國家的民族國家建構尚未完成,這對於東亞身份的建構可能是個好事:國民身份意識都非常牢固後再轉移反而比較困難,東亞國家可以在強化國民對國家認同的同時,培育其對東亞的區域認同意識。膚色與文化上的相近性為區域意識的建構提供了客觀條件。現在缺乏的是有意識的培育,加上互動的不足。

  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的主要差別在於主體的能動性。有著千百年合作史的東亞各國,有意願、有能力、也有可能為自己構建起一個嶄新的東亞共同體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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