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媒體透露，1999年中日貿易在日本整體經濟中的比較僅為9%，而到2009年則已經上升到將近21%；換言之，日本經濟的逾五分之一依賴於中日貿易。中方持續的反制措施，終將引起日本企業界對其政府策略的不滿；而一旦日本企業界反彈並開始對其內閣施加影響了，也就是菅直人內閣回歸理性的時刻。
現在的問題是：要求日本放人，顯然不是中方此次強烈反制措施的終極目的；日本此次動用國內法，既然開了一個惡例，那麼日本放人之後，如何斬斷此次惡例的示範效應，才是未來中方需要仔細思考的問題。
一般說來，作為東方民族的中日兩國，高層領導人之間的私人情誼和溝通管道，往往是決定雙方能否達成默契和共識的重要前提。但現在這些前提和管道似乎都不明顯，尤其是日本目前缺乏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菅直人內閣對華傾向又較強硬，因此在嘗試拓展“水下管道”的同時，以強硬促使日方回歸理性，恐怕還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對日的基本基調。在這方面，依次設定的目標應有兩個：一、迫日放棄否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的立場；二、迫日放棄動用國內法處理類似爭端的做法。
以日方目前的認知和立場而言，顯然不存在回應中方這兩個要求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中方必須做好中日關係在短期內大幅倒退的思想準備，尤其切忌出現之前在處理與其他國家關係時的慣常現象，即幾個月後，實質性問題一個沒有解決，但雙方往來卻已悄然恢復。
中日關係調適期的“互信機制”是終極追求目標，但建立這一“互信機制”的道路卻必然伴隨著適度的壓力和強硬。（作者為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邱震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