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3日電／環球時報今天發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的文章說，中國對外政策比過去更為積極進取，然而中國在外部世界的整體形象卻仍然並不令人滿意。究其原因，主要還在於國內各種消極現象和不穩定因素的牽制。
國際格局“東升西降”，但中國的國際環境並未改善
文章指出，美國的金融動蕩在2008年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刺穿了許多國家的經濟泡沫。歐洲至今還深陷於主權債務危機中。2011年的福島大地震和核事故，給日本經濟雪上加霜。許多人現在熱衷於談論“後美國時代”的多極世界，“單極世界的陰霾”似乎已經煙消雲散。
2011年，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剿除，西方宿敵卡扎菲也死於戰亂之中。但是，從2011年初開始的此起彼伏的中東亂局，並沒有給西方帶來多少欣喜的理由。與此同時，“金磚五國”的力量上升和在全球事務中的合作協調，成為輿論關注的另一個重要趨勢。中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持續壯大，未來10年，金磚國家的整體實力有望進一步增強。此外，印尼、越南、土耳其等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也處於經濟實力的上升期。拉美一體化進入新階段。這些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群體，其實力的增強與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之間將產生更大矛盾，有力地挑戰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
文章認為，國際力量格局“東升西降”，中國所處的國際戰略環境應當是得到大大改善的，因為中國所受到的國際壓力基本上來自西方，而所借助的力量更多地來自發展中國家。但是實際情況卻是，中國人所感受到的國際環境趨向嚴峻。為什麼會出現“有利的全球力量對比”和“惡化中的國際環境”之間的反差呢？為什麼中國力量的日益上升，卻不能帶來中國外部環境的逐步改善呢？
中國對外政策手段將長期滯後於公眾期待
首先，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沉重打擊了西方經濟，也損害了新興大國。在全球化時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就中國而言，西方國家的市場萎縮和金融機構信譽下降，加大了出口和投資方面的困難。由此看來，經濟上的“西降”和“東升”並非一種因果關係。未來幾年中國的國際經濟環境不容樂觀。
其次，國內戰略評論家所作分析的邏輯起點，傳統上是國家（特別是大國），落腳點則是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和相互關係。這個分析框架的缺點是容易忽略一些國家之下、國家之外的全球趨勢。例如，全球人口發展嚴重失衡，發達國家和中國老齡化問題突出，而南亞、中東、非洲人口仍在迅速膨脹。於是，全球性的人口遷徙難以阻擋，新移民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及至引發政治衝突。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衛生、治安、教育、交通、環保、水電供應等方面的瓶頸愈發狹窄。全球化進程中的收入分配失衡和貧富懸殊在繼續擴大。全球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借助於新技術手段特別是網絡媒體，個人和小群體對國家和國際社會造成的挑戰方興未艾。在中國堅持自身發展道路、各國發展模式多樣化的同時，個人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等觀念在全球範圍內更加深入人心。這些都是中國國際戰略環境中不容忽視的挑戰。
第三，金磚國家的力量上升無疑部分緩解了中國面臨的西方壓力。但是，絕大多數新興國家在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面同中國都有相當大的差距。當中國同周邊國家發生領土主權爭端時，當中國同美國就對台軍售、涉藏涉疆或人權、宗教、人民幣匯率等問題矛盾突出時，難以得到這些國家的明確支持，有的國家甚至就是紛爭當事國。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群體崛起”對提升中國世界地位、改變中國外部形象與政治環境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四，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增長，其所面臨的“安全困境”也更加嚴重。在中國為自身安全而增強國防實力的過程中，周邊國家和美國不僅懷疑中國和平發展的意圖，而且加強針對中國的防範措施，協調對華戰略，對中國構成更大的安全壓力。於是，同過去國力較弱的時期相比，一些中國人現在產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更多的焦慮情緒，更深的“受害者情結”。公眾的一個普遍疑問是：“為什麼國家實力強大了，國家安全卻受到了更多的侵蝕？”對這個疑問的回答一般是兩個，一是國防投入還不夠大，二是對周邊國家和美國的政策太軟弱。這種“安全困境”在近期內難以解脫，中國在對外關係中的真正實力、政策手段和戰略謀劃，將繼續滯後於國內公眾的期待。
中國外部的強勢，被國內的消極因素所抵消
近年來中國的對外戰略和外交姿態被部分國內公眾視為“過於軟弱”。其實，客觀來看，中國對外政策比過去更為積極進取，也更加強調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原則性，以至於被相當多的國際輿論視為“強硬”。中國的海外投資和對外貿易，從數量到質量都有相當大的提高。在全球幾乎每一個角落，都能看到中國公民的身影和中國商業行為的蹤跡。中國政府在加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方面，成倍地增加了財力、智力的資源投入。中國的高層外交與公共外交越來越活躍，維護中國海外權益的行動明顯增加。然而中國在外部世界的整體形象卻仍然並不令人滿意。究其原因，主要還在於國內各種消極現象和不穩定因素的牽制。例如，2008年以來西藏、新疆地區分別發生的嚴重暴力事件，國內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令人擔憂的產品質量、食品安全、公民道德水平和生態環境，頻繁發生的腐敗案件和高層官員違紀案件，個別中國公民到外國使領館滯留“避難”的孤立事件及其滯後效應，都使政府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政治和外交資源加以應對。在中國一些部門看來，所有上述國內問題都有境外敵對勢力的插手和干擾。但是，承受損失的卻是中國的聲譽和利益。加強中國政府各個部門的相互協調，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問責制，懲治腐敗，提高公民文化素質，都是妥善處理對外關係的基礎條件，但這些任務卻不可能像推動經濟增長那樣立竿見影。
如果以上分析基本上站得住腳，那麼中國在未來幾年遇到的國際挑戰將趨於嚴峻。加強外交、國防、外宣、對外經濟工作等等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應對國際挑戰的關鍵，還在於能否加快國內改革步伐，妥善處理國內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國內公眾全面而客觀地了解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及其相互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