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反腐機構的設置來看，世界少有國家有如此龐大的規模和複雜的規定，但反腐效果則不盡如人意，根本原因即在於這套機構和相關制度設計並沒有打到腐敗的要害，也就是在限權和治權上沒有起到作用。腐敗不管具體原因何為，本質上總表現為官員尤其是領導幹部的權力過大和過於集中，缺乏制衡，不受或少受監督，政府的立法、施政行為和治理方式等公開和透明性不夠，幹部的選拔和任用存在問題。這當然不是說中共沒有這些方面的制度規範，但問題在於，它多半是以黨和政府的政策或行政命令形式出現，法律效力很低，因而在執行時導致其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國務院2008年就已制定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雖說此後政府信息的公開有一定進步，可與社會的期望相比還是相差甚遠，根源就在於，該條例只是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不是法律，無法和檔案法、保密法相銜接，也無法涵蓋黨務公開、司法公開及各個領域的辦事公開制度。
所以，中共的反腐敗要取得突破，就必須加大法治反腐的力度，在預防腐敗上把相關缺席的法制補起來，即推進法律意義上的制度反腐。這也是社會一直在呼籲的。像官員的財產公示制，無論從理論還是國外的實踐看，都被認為是遏制腐敗的好辦法。然而中共因受制於種種因素，在這方面進展緩慢。現在王岐山主管反腐工作，我個人對中共在兩年內推出這項制度持樂觀看法。原因在於兩點：
越來越多高幹贊成財產公示
一是中共新的執政團隊對公開個人財產並不像社會想像的那樣抵觸。在這次十八大會議上，現已晉升為政治局常委的俞正聲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均表示，會根據中央的要求逐步推進本地區的財產公示。俞正聲甚至還說，只要中央決定，自己很容易公開，“因為我沒有多少財產”。而此前，新疆區委書記也是新晉政治局委員的張春賢在主政湖南時，亦曾有過類似表態。不管這些表態是作秀還是真心，至少說明在中共內部，是有些官員包括高官不擔心公布自己財產的。這與中國社科院早先的一個調查相吻合，該調查顯示，超過六成被調查的官員贊成財產公示，而且，司局級以上的官員贊成的比例還高於縣處級官員。
二是王岐山本人的開明態度和他與改革派的關係。王岐山是學歷史出身的，懂得政權的興亡很大程度上系於對腐敗的處理；另外，他早年也是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現在中國政壇的，至今他與社會上活躍的改革派學者維繫著良好的私人關係，相信改革派學者的意見和建議能夠影響到他，王岐山也會聽取他們一些有益的建議。所以，儘管王岐山的個性是不逾矩，但有了中共執政團隊的內部基礎，再加上其開明思想，可以預期他會在官員財產公示等制度反腐上有一番作為。
事實上，在此次問計專家的座談會上，從披露的情況看，一些學者提出了這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尤其是財產公開成為了座談會的焦點。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就進言，反腐關鍵靠法治，源頭反腐應制定三部重要法律，第一部法律是《重大決策程序條例》，用以約束和規範領導幹部的重大決策權；第二部法律是《政務公開法》，包括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第三部法律是《行政組織法》，以明確政府權力邊界，劃清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關係。我非常贊成馬懷德的建議，他的這些看法與我一再的呼籲可謂不謀而合。
如果說，中共曾經失去了很多很好的反腐時機的話，現在又到了一個較好的時間窗口。若中共新的執政團隊能夠以大無畏之勇氣，順應人民的反腐期待，開創一個反腐新局，這不論對新的執政團隊，還是對中共，都是一個重建權威的好時機。而這個任務，就歷史性地落在了王岐山的身上。因此，一定程度可說中共的前途系於王岐山。
從這個角度，人們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為什麼要選擇王岐山主管反腐事務。假如未來五年不發生什麼意外，社會應該可以看到中國的反腐會有好戲上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