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的產物。過去國家搞計劃經濟，不細分部門，事情就拎不起來。大部制出現的原因就是政府要放權，把對具體人財物的控制變成對市場的監管和對社會的服務。改革的這種推進應當是加速度的。
大部制改革的成功，意味著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市場經濟和市場型社會的進一步繁榮。如果它不成功，就會變成一輪 “折騰”。後一種情況會消耗社會對改革的熱情和支持，它的負面政治效應在互聯網時代將難以估量。
大部制改革很難讓老百姓真正搞懂，因此它們對民生層面產生什麼樣的直接影響至關重要。比如鐵道部的改革應帶來更好的鐵路服務，不能伴隨短時間內的客貨運輸收費上漲，也不能損害幾百萬鐵路部門員工的切身利益。
中國的機構改革無論怎麼做，中國政府都不可能最終變成“大市場”環境下的“小政府”。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國超大社會等現實國情決定了，中國政府的職責肯定都會比西方國家的政府更大更重。在社會訴求複雜化和多元化的現實中，中國政府無處躲藏，必須追求廣泛責任擔當和自我約束權力、以及社會治理效率的最佳平衡。
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更像是一次瓜熟蒂落的過程。它包含了國家改革能力同輿論訴求以往所沒有的密切互動。改革的執行者們應從公眾的利益出發積極行動，最大限度地釋放這次改革的社會紅利。如此，中國改革將站上一個新高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