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極端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也說明，日本民眾正日益接受一種依賴修正式民族主義的政治敘事，這是不幸的。太平洋戰爭時期，極端民族主義徹底失去了市場，但是如今它已經作為一種勢力回歸日本。當澳大利亞總理托尼·阿博特認識到澳大利亞和日本共享的一些價值觀時，人們不禁想知道，他是否領會了目前日本時局的本質。澳大利亞是世界上少數幾個不直接涉足有關爭端的國家。它本可以通過一些創造性的外交活動來緩解現有緊張局勢。
澳大利亞外交部長朱莉·畢曉普介入之後，這種可能性就消失了，因為畢曉普的干預行為缺乏必要的敏銳性。中國的大膽舉動的確加劇了緊張。澳大利亞有理由關切。但在2012年澳大利亞為什麼沒有作出類似反應呢？當時日本似乎也是單方面作出決定，對爭議島嶼進行“國有化”。為什麼澳大利亞沒有對日本的這個決定表示不滿呢？
依賴民族主義來配合各自國內政治背景意味著，目前外交還不是日本或中國一個可靠的治國工具。作為第三方的一個中等強國通過創造性外交來幫助解決問題似乎也不太可能。中國的戰略將是保持耐心，不完全排除風險，並且旨在贏取一個非常漫長的遊戲。希望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能讓澳大利亞不局限於在一場較大的地緣戰略遊戲中扮演外交和軍事的從屬角色。也希望澳大利亞不要把注意力局限在中國表面看起來未理性考慮長遠後果的“失策”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