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兩國環保努力所依托的機制從根本講是完全不同的。像美國一樣，中國的許多環保機構和環境方面的法律法規都是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召開後開始設立出台並得到發展的。然而透明度、政府問責制、法治--無論多麼不健全，這些已成為美國環保努力支柱的東西卻是中國所缺失並將繼續規避的東西。儘管取得一些進步，但是北京並沒有向公眾提供制度化的手段，使得他們可以借助這些手段來參與環保辯論與決策的過程。
然而，在一個關鍵的方面，中國在仿效美國的做法。美國上世紀60、70年代公民意識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非政府機構(NGO)的建立，如環境保護基金會和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這推動了美國政府採取更加嚴厲的環保法和相關規定。今天的中國出現了數千家非政府機構——它們中有許多的機構與美國的NGO展開了合作，力促地方官員披露精確的污染數據；與中國記者展開合作對腐敗問題進行調查：發起公眾運動，反對違反環保法律法規的企業。
中國的新領導人正努力扭轉環境惡化的局面，但是基本上不會超越他們傳統做法的範圍：從鋼廠數量到路上行駛汽車數量，自上而下事無巨細下達指標目標；認為技術可以解決問題（即使鼓勵運用這些技術的刺激措施與該技術的運用推廣背道而馳）：要求地方官員承擔改善環境的負擔（卻依然不給他們提供額外的財力支持）。然而，在北京高高在上地要求改革的同時，中國百姓也在從下面迫使國家實行變革。（作者系美國外交學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伊麗莎白·伊科諾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