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美方可能認為，中國領導層旨在取代美國，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結構。例如，中國領導層在毫無透明度或透明度很低的情況下謀求先進的武器裝備，包括反艦導彈和高超音速飛行器。美方認為，中方軍事能力的增強意味著中國領導層可能是日益嚴重的威脅。因此，美國領導人往往打“日本牌”、“菲律賓牌”並偶爾打“韓國牌”以製造權力中心，來對抗和抗衡中國的崛起。在過去，這種做法導致了世界性戰爭。但是眼下，它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中國領導層採取越來越積極主動的防禦性和進攻性措施。
美方和中方在三個聯合公報中都表明了具體的意圖，但與此同時都謀求與其最初立場相抵觸的其他意圖和能力。源於這一難題的主要問題關系到意圖和能力，以及這兩個可變因素對威脅認知和衝突局面的影響。美國退役陸軍上校蒙特·布拉德認為，中方“依據能力而非意圖建立威脅認知，不同的認知產生台灣海峽不同的衝突局面”。這一結論同樣適用於南至馬六甲海峽的區域。這意味著隨著雙方在國家利益和安全擔憂方面的相互作用越來越多，風險計算也會增加。
因為前三個聯合公報是美中在台灣問題和日本問題這兩個關鍵領域戰略不信任的主要根源，美國和中國領導層可以考慮謀求一系列軍事和外交計劃，以便為發表第四個公報奠定基礎。第四個公報可以更好地反映冷戰後兩國關系的性質和範圍，以及新的雙邊關系。它還有助於減少誤解、誤判和溝通錯誤。通過採取這一行動，可以幫助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對方長期以來的以及新出現的合法國家利益和安全擔憂。這反過來又可以幫助化解緊張關系、緩和新的地區結構性危機。（作者系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系和美國對外政策教師J·M·諾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