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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15日，呼格吉勒圖的母親尚愛雲展示內蒙古高院送達的再審法律文書。當日，內蒙古高院的法官當著呼格父母的面，宣讀了再審判決：一、撤銷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1996）內刑終字第199號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1996）呼刑初字第37號刑事判決；二、原審被告人呼格吉勒圖無罪。此時距呼格被執行死刑，已有18年。 |
中評社香港12月18日電／15日，內蒙古高院一紙再審判決書宣布18年前被錯殺的呼格吉勒圖無罪。反思這起錯案的形成以及依法糾正的過程和結果，對於推動法制建設的意義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例。
法國《歐洲時報》12月17日載文《糾正錯案：決心決定未來》，文章說，無論是糾正錯案，還是推動制度建設，無疑都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決心。內蒙古法院“依法糾正”呼格案，還當事人以遲到的正義，還法律以尊嚴，雖然過程一波三折，也離不開外界人士的不懈推動，但畢竟是法院系統在法律框架內部通過正常法律程序完成的，這與具有“人治”色彩的“平反”相比，法治是最終的贏家。
錯案的糾正，無疑要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追責，而被追責者的個人利益就會一定程度上成為阻力，甚至國家賠償也會成為一些人拒絕糾正冤假錯案的借口，從而形成錯上加錯。
呼格案是一場“慘勝”，來之實屬不易。內蒙古公安廳紀委證實，已成立調查組，對當年所有參與辦案的警員進行依法調查，調查結果出爐之前，尚不得而知除了構成這起錯案本身，相關人員是否還有阻撓糾正錯案的嫌疑？我們拭目以待。一起錯案的糾正都要苦鬥18年之久、等到大部分相關責任人退休之後才能實現嗎？從媒體的報道看，從2005年起，由於“真凶”趙志紅的落網，呼格案隨即出現糾正的可能，但是為什麼還要再用9年時間才得以實現？這段時間內發生了什麼？遇到了哪些阻力？有沒有人希望掩蓋錯案，犧牲個體而保護“大家”？我們仍將關注。
從該案再審結果看，這起當年公檢法三家共同認定的殺人案存在的最大硬傷是“證據不足”，那麼為什麼公安在偵查階段，檢察院在批捕、起訴階段，法院在定罪量刑時都沒有把這個“不足”當作“不足”？從技術角度看，在1996年的司法條件下，DNA技術手段尚未普及，痕跡鑒定水平存在缺陷，但是這些客觀條件的局限性並不能成為掩蓋司法觀念的歷史性缺陷。證據論是法學之核心，任何“不足的證據”均不能成為定罪的證據，在一切通過非法手段如刑訊逼供、偽證得來的“證據”均不能成為定罪的證據，孤證不足以定罪，口供不能作為證據，定罪必須依靠相互印證的“證據鏈條”，這些則是證據論的核心。當年的警察、檢察官、法官都沒學過這些嗎？都忘記了這些嗎？為什麼會忘記？而在審判過程中，律師的作用幾乎完全受到了忽視，而“破案”警官居然受到表彰。從辦案人的心理層面分析，如何看待快速破案、限期破案？辦案人員如何面對來自領導、受害人家屬、社會輿論的壓力以及榮譽誘惑？如何處理不枉不縱之間的辯證關係。冤枉了無辜者，客觀上勢必造成對真正罪犯的放縱，這難道不是對司法者天職的背叛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