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雙邊關系還將發生一個標志性事件：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擬將訪問華盛頓。這將是越南總書記首次到訪美國。尚不完全清楚禮節問題會如何解決：奧巴馬不太方便在白宮接見在美國看來并非國家元首、而僅僅是政黨領袖的人。
美越都不願與中國翻臉
這個表面上的障礙只是今天兩國關系中存在矛盾的冰山一角。美國維權人士認為，越南在發展民主和尊重人權的道路上步伐過於緩慢，不應以擴大合作鼓勵它。頭腦發熱的人不時提議直接根據越南在這個敏感領域的進步情況決定今後軍事技術合作的發展。
這種立場不可能不引發越共內部的擔憂。相對保守派認為，華盛頓對越南行動的戰略目標（或至少是附帶任務）是侵蝕越共對權力的壟斷，隨後是該國政權的“和平演變”。這些勢力集團害怕靠近美國會得罪中國，後者仍是越南最親密的夥伴。
河內和華盛頓都不願同北京翻臉—這是越美接近的主要限制。同時須知，即便沒有“中國因素”，雙方也不准備完全結盟。美國不需要添加另一個會把它卷入地區衝突的軍事同盟，而對河內來說，鞏固與華盛頓的關系首先是改善其在對華談判中的處境、取得盡可能多王牌的方法。
這很像是經典的力量制衡模式。越南唯有同時與中美發展密切的經濟和政治聯系，才能保持獨立的外交方針。只有這樣，它才能兩頭賣好，兩頭得利。有人稱這是背信棄義，有人則認為這是小國生存必備的務實。
因此對越美乍一看不同尋常的接近還用感到奇怪嗎？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是20世紀下半葉的典型現象—一種意識形態與另一種的血腥碰撞。今天，美越夥伴關系的發展同樣是正在形成的多極世界中的典型現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