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案例表明，將反腐強勢向基層推進的必要性，并沒有因基層“處江湖之遠”或者官員層級較低而被忽視。究其原因，除了“基層官員占比最大”這層因素外，一方面是因為，無論“老虎”還是“蒼蠅”，其本質上都是權力的異化，對普羅大衆而言，其自身權益、切身利益是否受到損害，與涉事官員的級別并無太大關系，腐敗的破壞性也不能簡單地用官員的級別來衡量；另一方面則是由中國地方政治生態的現實決定的--基層雖處在治理末梢，卻處理著諸多重要事務，其間的腐敗可能會直接給民衆個體生活造成重創；“蠅貪”、“蟲蛀”往往更具隱蔽性，若反腐於此薄弱容易形成隱患；基層社會文化有很多特殊性，鄉村人情觀念、家族文化影響都容易模糊權力的界限；“蒼蠅”并不意味著小貪腐，“小官巨腐”的現象已經屢次出現……諸如此類，無不侵蝕著執政基礎，損害著政府公信力，弱化著民衆“獲得感”。
2016年是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攻堅階段的起步之年，若任由“蒼蠅撲面”，一切都可能是空話，而2017年又是中共十九大召開的年份，中國的反腐走到這樣的節點上，就更加要厚植於民意，將反腐強勢向基層推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