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類似數據還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十幾億中國人擺脫了窮困潦倒、體弱多病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狀態，達到了世界銀行的“中等以上收入水平”。那些在1980年剛剛成年的人親身經歷了這個過程，而他們如今還未到退休年齡。
那麼，你會為中國感到高興嗎？於1776年發表經濟學巨著《國富論》的亞當•斯密，曾於1759年發表過另一部專著——《道德情操論》，該書對大多數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人的福祉進行了反思。斯密寫道：
“假如中國這個偉大帝國連同其全部億萬居民突然毀於一場地震，那麼一個和中國沒有任何關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歐洲人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覺得，他首先會對這些不幸的遇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會憂心忡忡地想到人世無常，人類創造的全部成果就這樣在頃刻間灰飛煙滅。如果他是一個投機商人的話，也許還會觸類旁通地想到這種災禍對歐洲商業和世界貿易可能帶來的影響。”
“可是當悲天憫人、深謀遠慮全部過去以後，他就會像平常一樣優哉游哉地做生意、尋開心，好像這種不幸的事情從未發生過。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煩，都會讓他更為緊張不安。”
在1759年，亞當•斯密認為，在考慮遙遠國度人們的福祉時，光靠“鄰人的愛”或“人類的愛”是不够的。
斯密認為，人們應當聽從一種比愛或善心更為強大的判斷，即他們的良知。他寫道：“這是自動出現在這種時刻的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一種更為有力的動機。這是理性、道義、良心，判斷我們行為的偉大的法官和裁判。當我們的行為將要威脅他人的幸福時，他的聲音足以震懾我們心中最劇烈的衝動。他向我們大聲疾呼：我們不過是無數生命中的一員，決不高人一等；如果我們如此妄自尊大，必將受到人們的仇視、憎恨和詛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