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現代法律體系誕生的歐美各國的立法史，也可看到情理和法律之間衝突的逐步協同。基督教背景下的西方各國法律分為三類，實在法、自然法和永恒法。《美國憲法》把人的自然權利這一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作為立法根本，很多現代國家也與之相同，把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或嚴肅、深刻的歷史教訓作為本國憲法和法律的“高級法”背景，如德國《基本法》把強調種族平等作為其立法核心，就是因為反省二戰中種族壓迫、種族滅絕的罪行；日本的“和平憲法”把和平主義和“非軍事化”作為核心，則是源於對發動戰爭帶來災難的反思。
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發展體現著之前各個時代的印記，有千百年傳統社會的，有近代以來革命和謀求獨立歷程的，有改革開放之初打破禁錮、謀求發展的，也有今天加速融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不同的時代孕育了不同的觀念，中國社會也是各類觀念并存的，很多案件中，人們普遍傾向於從情理角度出發，說明了當前的一些法律條文卻有“不近情理”之處，但這種糾結難解并不能是情理與法律之間存在根本矛盾的體現。
然而，從立法者的角度來看，要推進法治，就不能對法與情理，特別是廣大民衆普遍接受的情理難以共通的情況長期存在，這既不利於社會治理，也於法制推進本身不利。
回到張扣扣案，不論是出於什麼動機，殺人總是要受到法律應有的懲罰，即使是符合情理、道德。像陳子昂這樣的古人，都意識到“殺人不償命”將給社會帶來不可承擔的後果，因此首先要”誅“。否則，任何人都可以以“私刑”來代替公權力來執法，社會將因此而大亂。但是，從法律的角度看，還是有可以伸展的空間。 其一，當年的判罰是否合理？是否有徇私舞弊之處？ 根據最新報道，陝西省高院高度重視當年案子，已經委托市中院合議庭進行再次合議。這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張扣扣的行為，如投案自首，是否構成減輕處罰的理由？等等，在維護法律尊嚴的前提下，尋找情與理的空間，應該是處理張扣扣案以及類似案件的辦法。而在未來，立法者們更應追求情理和法律之間的逐步協同，更應關注社會期待，處理好法律與傳統道德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從立法的角度來解決情理法的糾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