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管印度經濟能否超越中國，最值得關心的問題是印度的發展模式，是否能給中國有益的借鑒？正確地比較兩國經濟發展，應著眼於兩國是否能有效利用資源創造價值，經濟增長能否直接轉化為提高民衆的生活，而不是機械地比較兩國的經濟和生產規模。如果按照效率標准，印度的表現相對出色。由於印度的微觀經濟活力勝過中國，印度經濟的可持續性勝過中國。
當下議論印度經濟超過中國經濟更具現實意義。從中印兩國經濟近10多年的表現看，似乎在印證黃亞生10多年前的結論。這個結論的深層次問題，似乎在印證已故中國經濟學家楊小凱關於“後發劣勢”（curse to the late comer）的論述。
楊小凱說，有一位叫沃森（Watson）的經濟學家，提出了“後發劣勢”的概念，其意思就是說，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制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
落後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所以，要重視“後發劣勢”所產生的問題。
楊小凱列舉了兩個例子：蘇聯，1930年代蘇聯用專制制度、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通過模仿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這種短期的成功，卻因為憲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礎設施沒有建立起來，結果俄國人民為此付出極高代價。
另一個是中國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中政府堅持國營企業的主導地位，壟斷資源，很多私人企業就真的不如國營企業有競爭力。相反，日本政府抱著當個好學生的態度模仿資本主義制度，基本不搞國營企業，政治制度也學西方，搞政黨自由和議會政治，只是不肯放棄天皇的實權，結果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