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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正從工業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從國際經驗看，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將得到更多體現。 |
中評社北京2月21日電／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似乎存在某種投資“慣性”。隨著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加重、投資回報率邊際下降，對於以投資還是消費作為穩增長的主要抓手，人們的觀點往往莫衷一是、見仁見智。從根本上講，爭論的焦點往往在於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思辨，以及短期和長期政策的權衡。而在“三駕馬車”的三分法範式上，經濟學界容易把消費和投資獨立乃至對立起來。
中國證券網發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鬆成；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龍玉、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金輝文章表示，事實上，投資和消費在促進經濟發展的機理上存在不同，但兩者並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動態地看，消費和投資其實是互相促進的，尤其是消費能帶動生產、就業以及投資。第一，消費和投資不是割裂而是交互的。一個經濟主體的消費往往是另一經濟主體的收入。我們中的大多數，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甚至可以說“供應”是為了“需求”。同理，一個經濟主體的投資往往是另一經濟主體的收入，從而支撐其消費。第二，需求端的消費升級能有效帶動供給端的產業升級，催生新的投資需求；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推進，既能以高質量的供給適應、滿足現有需求，也將創造、引領新的消費需求。第三，以消費需求為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加易於發現有合理回報的投資方向，提升經濟運行的效率，並推動實現經濟總量的增長。祗有無效的投資，沒有無效的消費（除了浪費）。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消費和投資關係的協調，本質上是優化經濟資源在不同效率部門間的配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不應僅停留在“國內大市場”和“最終消費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較大”的總量概念上，更關乎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
一、消費和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機理不同
文章介紹，主流經濟分析往往強調投資（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在資本積累的早期，由於邊際投資回報率高，高儲蓄能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但隨著收入上升，實物資本的作用下降，技術進步逐漸成為增長的引擎。這是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中國也不例外。此外，發展經濟學研究表明，完善結構性因素也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源泉。例如，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與體制機制改革是分不開的。經濟增長的來源很難單一地歸結為某個要素的投入。孤立地討論通過投資還是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其實是一個“偽命題”。我們認為，消費和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發展中並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輔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投資主要從供給側出發，以資本積累的形式促進當期和未來經濟增長，其中既包括實物資本的投資，也包括人力資本、專利等無形資產的投入，後者在今後的經濟發展中將日益重要。
消費則是從需求側出發的。一是消費帶動了生產和再投資。消費往往被看作商品流通環節的終點，但也是一個新的起點。如果沒有庫存的去化，就難言新的投資和生產。在服務領域，消費更是直接和生產聯繫在一起，在很多場景下，服務往往是不可儲存的，服務的生產和消費是即時性的。二是消費能夠為投資指明方向，是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與其說“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語），還不如說“需求創造自己的供給”，這裡的需求當然包括消費需求，而且消費需求對供給的促進更有效、更直接、更能反映社會生活和科技的進步。在人們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得到滿足後，從供給端出發尋求契合消費者日益豐富和個性化需要的信息費用將越來越高，因而更需要來自微觀主體的呼聲。因此，不應僅僅從短期總需求管理的角度看待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消費更加重要的作用，是依托大市場規模，不斷迭代出新生的、豐富的、高層次的消費需求，為引致有效投資和長期經濟增長提供基礎和方向。我們經常能看到無效的投資，但似乎還沒有無效的消費。
二、隨著收入增加，消費在經濟中的角色日益重要
文章分析，從國際經驗看，隨著收入增加，消費在經濟中的角色可能會越來越重要。高收入與高消費的關係並不是單向的。從收入提高到消費增加是很自然的，與此同時，正是消費需求的存在促使人們創造財富、增加收入——一個市場主體的消費支出對應著另一市場主體的收入。而更加豐富多樣的消費需求，也為收入的提高創造了更多空間。消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基於1970-2021年代表性國家的人均GDP和消費率（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可以發現，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平均消費率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表1）。這意味著經濟越發達，消費在經濟當中的比重就越大，在經濟運行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作為消費驅動型經濟體，美國是眾所周知的典型。美國的儲蓄率很低，主要通過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超過80%，而製造業僅占18%左右，卻保持了較高勞動生產率，人均GDP已突破7萬美元（2021年）。美國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於第二產業。2020年，美國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達到了12.7萬美元/人，高於第二產業的11.4萬美元/人。另一個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高於第二產業的國家是法國，其2020年第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為7.2萬美元/人和8.0萬美元/人。其他主要國家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往往低於第二產業。但相對來看，越是高收入國家，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越高，與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越接近甚至超過。
三、城鎮化後期消費或成為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
文章認為，人口的集聚奠定了以消費驅動經濟發展的基礎。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曾提出，多數國家在經濟“走向成熟階段”後，很快便會開啟“大眾消費時代”。基於國際經驗不難發現，一個國家邁入大眾消費時代的步伐往往都伴隨著人口向城鎮的大規模流動和聚集。城鎮化率越高的國家，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往往也越高。
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城鎮化率加速上升的時期，消費率會出現階段性的下降，到城鎮化後期，消費率又有所提高。根據樣本國家數據進行二次函數模擬的結果支持該結論，並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與龔六堂和雷瀟雨（2014）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即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能夠推動城市消費率的增長，但城鎮化速度過快則會阻礙消費率增長。
從理論上解釋，城鎮化對消費率增長具有正面作用，原因在於城市生產有集聚效應，而農村沒有，所以將農民轉移到城市，既提高了個人產出，還因為增強了集聚效應而大幅提升了整個體系產出，並反映為家庭總收入提高，進而推動了消費增長。而在城鎮化加速的過程中，消費率加速下降則是因為出現資本擠占消費的現象。城鎮化速度越快，需要“填補”的資本就越多，對於消費的擠出也就越多，所以消費的增長會小於產出的增長。這揭示了城鎮化的多面性——城鎮化過程中，既涉及大量資本投資，也有因聚集帶來的消費增長。這也是投資和消費在不同時期交替作用的一個表現。因而，並不存在絕對地依靠投資或消費拉動經濟，而應結合經濟發展階段。
簡言之，城鎮化早期的經濟增長更多體現為投資拉動，而在經歷了城鎮化加速提高的階段，城鎮化後期的經濟增長則更多地表現為消費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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