抨擊的聲浪看似沸沸揚揚，但實質影響可能不如綠營預期的大。首先，雖然“兩岸同屬一中”的提法容易觸動島內敏感的政治神經，但這樣的提法其實並未逾越台灣既有的立場。尤其不可否認的是，朱立倫此行主要談的是政策問題，包括兩岸和平紅利的分配、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台灣參與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建設的前景、島內的“三中一青”問題……等，無一不是台灣當前的政策熱點，也是老百姓普遍關注的問題。
朱立倫的策略可說是“以虛換實”，不糾結於北京最在意的兩岸關係前提問題，先肯定“九二共識”以取得北京的信任，緊接著在務實的政策問題上反映台灣的需要，爭取北京的善意回應。這樣的策略無疑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多項訴求已獲得北京明確表態支持，此行的成果禁得起時間的檢驗。相較於綠營不斷圍繞在意識形態和瑣碎問題的抨擊，誰有利於台灣，高下立判！
其次，就政治考量而言，由於朱立倫不選2016，也讓他參與國共論壇和“習朱會”少了很多顧忌。目前朱立倫只是黨主席和地方首長，和實際政策還有好一段距離，即使島內對他此行有不同、甚至負面的聲音，也不致過多衝擊他的政治行情。特別是馬英九在朱立倫返台後，很快就跳出來接過和綠營間的口水仗，反而迅速讓朱立倫從抨擊的泥淖中抽身。綠營忽視務實政策，狂打高階政治，有關“九二共識”的爭論內容空虛，民眾既不意外，也漸感不耐。
議題設定成功、形象工程推進
從議題設定的角度來看，即使是負面宣傳也是宣傳，何況朱立倫此行還有許多正面的亮點。在活動期間，國共論壇和“習朱會”成為兩岸媒體關注的熱點；即使活動結束之後仍然餘波盪漾，島內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的評論與後續報導不斷。這不僅顯示出朱立倫具有引領輿論與民意風潮的能力，也讓他的風採成功展現，有助於鞏固他在藍營的領袖地位。
另方面，朱立倫既然不選2016，綠營主打的又是高階、空洞的問題，其實對他個人的政治前途影響有限。但綠營大肆抨擊的結果，反而不斷幫國共論壇和“習朱會”維繫新聞熱度；“打朱”效果有限，反幫朱立倫長期佔據媒體版面，實在是失策。綠營的上策應該是對相關議題冷處理，儘快讓事件降溫、落幕，而非隨之起舞。這也反映出綠營對於始終弄不出檯面上“民共關係”的焦慮，只能藉由媒體不斷宣洩負面情緒。
雖然在島內敏感的政治氣氛之下，容易對國共之間的交流存疑。但危機也是轉機，朱立倫的作法是藉由為台灣爭取實際利益以破解“賣台”疑慮，同時用開放、透明的過程改變“密室政治”的刻板印象。這次的國共論壇和“習朱會”反倒賦予朱立倫提升國民黨形象的契機。
朱立倫出任黨主席後的首次大陸行，就展現出與以往迥異的風格。不僅參與國共論壇的人數大幅下降，揮別以往“大拜拜”的作風，改採精簡、務實的方式討論問題。論壇並廣泛納入中小企業、青年、基層的代表，關注和平紅利分配與“三中一青”等攸關現實的政策問題。特別是“習朱會”全程由雙方多人對談，取消兩人單獨密會的環節，更是讓人耳目一新。
在出發時，朱立倫自己拉著行李箱通關的照片引發大陸網友熱議；在行程中，朱立倫不坐黑頭禮車而是隨團搭小巴士，也讓人嘖嘖稱奇。不論是批他矯情做作，或是讚他作風親民、不搭架子，作為黨主席，這都反映出朱立倫致力提升國民黨形象的努力。除了以己身作風在大陸展現台灣的軟實力之外，朱立倫期盼的應是藉由媒體的密集報導，最終“出口”轉“內銷”，改善台灣人民對他領導下國民黨這家“百年老店”的觀感。
展望後2016
綜觀這次的國共論壇和“習朱會”，不可否認，最大的贏家是朱立倫。藉由此行，他建立起自己在兩岸關係中的品牌地位，說服北京相信：他帶領下的國民黨，會是穩定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的核心力量，特別在2016選後更是如此。另方面，在媒體高強度的報導下，他成功行銷了自己，連帶提升了國民黨的形象，有助於鞏固他在藍營、乃至台灣政壇的地位。對朱立倫而言，退一步海闊天空，不選2016才能從容佈局2020，這次大陸行會是他擴大政治格局的起點。
對北京而言，這次國共論壇和“習朱會”的最大斬獲，在於取得2016選後延續“九二共識”、穩定兩岸關係的島內“抓手”。自從去年底國民黨於“九合一”選舉大敗後，台灣的政局持續動盪，特別是2016的選情很可能也對藍營不利。如何維繫“九二共識”，攸關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局，也是北京最為在意之處。此次朱立倫率團來訪，讓北京吃下了定心丸，知道即使2016選後島內局勢嚴峻，兩岸互動的重心仍可換軌至“國共軸心”，守時待變，如同陳水扁時期一樣。如此一來，“九二共識”的傳承與之前的交流成果就不致毀於一旦。
北京已針對2016選後的可能情勢展開佈局，這對綠營而言是個警訊。之前蔡英文信誓旦旦的宣稱，一旦民進黨執政大陸也只能接受，兩岸關係不會因此而倒退。如果綠營一直處在當前“維持現狀”的空洞主張下，蔡英文所言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過度樂觀的期待。如果雙方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則“維持現狀”一語就可一切盡在不言中；但如果雙方缺乏互信，除非“講清楚、說明白”，否則很難以“維持現狀”的含混說法搪塞過去，這是綠營應該正視的問題。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6月號，總第21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