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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的11月7日，“習馬會”在新加坡舉行。 |
中評社╱題：“‘習馬會’回顧：正能量、警報器與展望” 作者：黃宗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5年的11月7日，“習馬會”在新加坡舉行。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會面時的歷史一握，昭示著兩岸關係邁入了新的里程碑。新聞畫面中，兩人笑容可掬，是否兩岸之間真是“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正能量
毋庸置疑的，“習馬會”帶來了龐大的正能量，開啟了兩岸關係更上層樓的歷史機遇，在多個面向上都值得大書特書。首先，兩岸領導人直接會面本身就具有豐富的政治意涵，讓兩岸互動一路從兩會（海基會、海協會）的事務層級，上升到兩岸事務主管機關的行政層級，最終突破進入到兩岸領導人直接會面的最高層級，為這七年多來兩岸的“大交流、大發展”奠下了歷史的豐碑。
其次，在這次“習馬會”中，雙方開誠佈公地進行交流，直接溝通了許多“深水區”的議題，包括台灣參與國際社會、大陸的軍事演習和導彈是否針對台灣等，非常富有建設性。最後，雙方決定在兩岸事務主管機關之間建立“熱線”，不僅能強化兩岸官方的直接聯繫，更能在緊急事態發生時迅速進行處置，避免雙方因溝通不足而誤判，進一步引發危機。以上這一切的進展，都已將兩岸導向簽署“和平協議”、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方向邁進。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兩岸關係的美好願景，都是在兩岸共同接受“九二共識”的前提下才可能發生。台灣在2016年要舉行選舉，綠營的蔡英文有很大機會上台執政，當前兩岸關係的前提在未來很可能不復存在。北京對此有何想法？“習馬會”的舉行又和台灣即將來臨的政局變動有何關連？
時機的奧秘
一個解讀“習馬會”的重要視角，就是思考北京同意舉行“習馬會”的策略考量。其實台灣方面想推動兩岸領導人會面早已不是秘密，幕僚作業也已進行多時，但北京遲遲沒有點頭，關鍵在於雙方會面時的身份和場合。在身份考量上，究竟是應該中央對地方，還是雙方完全平等？在場合考量上，究竟應該在國內見還是國外見？又或是在什麼樣的國際場合見？這些問題雙方難有交集，使得兩岸領導人會面只能不斷延宕。
本來長期卡關的問題，卻在近期出現重大進展，北京爽快地做出讓步，不僅同意兩岸完全平等，並且選擇在“九二共識”的起源地－新加坡舉行，延續了前人“汪辜會談”的傳統，因而也深具意義。“習馬會”能成行，最耐人尋味的就是“時機”的選擇，既在馬當局即將卸任之際，又在台灣面臨2016年的選舉之前。北京突然的神來之筆，究竟想藉此傳達出什麼訊息？
有觀點認為，北京在台灣的2016年選舉之前促成“習馬會”，是想將選戰的主軸導向兩岸關係，並藉由北京的加持拉抬藍營低迷的選情。但自“太陽花學運”以來，在特定的意識形態操弄下，島內的“反中”情緒高漲，明明大利於兩岸的“習馬會”，也被扣上“黑箱”、“賣台”的帽子，連馬英九事後欲赴立法院說明亦不可得。由此可見，“習馬會”在當前台灣的民粹氛圍下，明顯是“叫好不叫座”，對藍營選情的拉抬有其侷限。
北京對此可能的發展應該有所掌握，但仍毅然促成兩岸領導人會面，顯見拉藍營的選情並非主要考量。另方面，馬當局爭取“習馬會”多時，北京在最後關頭終於鬆口，可說是藉由兩岸領導人的歷史性會面，頒給了馬英九個人一座“終身成就獎”，以及馬當局全體一座“執政紀念獎”。無論是個人或全體，獲獎理由應該是：堅持“九二共識”，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馬當局即將卸任，對台灣未來政局的影響力日趨式微，又不受當前島內的主流民意歡迎，北京對此自然心知肚明。或許馬當局在台灣的施政有誤，甚至在島內為“千夫所指”，但從北京看來，畢竟做對了關鍵一事，就是堅持“九二共識”、帶來兩岸和平發展。站在歷史“大是大非”的立場，北京展現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透過首次兩岸領導人會面予以肯定，也讓馬當局藉由“習馬會”贏得念茲在茲的歷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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