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局之下，法國總統奧朗德的出手干預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希臘6月底公投否決國際債權人的援助方案之後，仍然主張恢復與希臘談判。奧朗德還派遣專業團隊與希臘新財長察卡洛托斯討論新援助計劃。據奧朗德身邊的工作人員透露，“他從早到晚一刻不停忙著希臘問題，盡一切努力要讓希臘留在歐元區。”
7月13日，當歐元區領導人就希臘債務問題達成協議時，法國的努力獲得多數歐盟成員國認可，而默克爾的鐵腕做法則遭到批評。有人說，德國在希臘問題上的表現，是其首次“削弱歐洲團結”的舉動；更有媒體指出，默克爾的強硬表現是以歐洲分裂為代價，來顯示德國在歐盟的地位。然而，默克爾一味強勢的做法卻成就了靈活善變的奧朗德，讓他成了歐洲的“新強人”。
事實上，這並非德國第一次與歐盟其他成員鬧出分歧。在烏克蘭問題上，德國始終以歐盟領導者的身份與俄羅斯談判，卻只得在歐盟討論對俄擴大制裁的問題上做出極不情願的妥協。制裁“逆火”燒身，讓與俄羅斯經貿聯繫密切的德國遭受嚴重經濟損失。德國之所以做出犧牲，只是為了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維護歐盟團結。
拋開政治因素，從經濟角度看，德國與歐盟其他成員國漸行漸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際金融危機後，歐洲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呈分化趨勢。回顧歐元區經濟的復甦之路不難發現，最早走出危機的是製造業發達的德國和高端產業優勢明顯的英國；而缺乏優勢產業，社會福利又與經濟狀況不相匹配的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只得深陷債務泥潭。
這樣的差異，決定了歐盟各國在救助希臘問題上立場的不一致。同樣面臨債務問題的成員國，自然希望歐盟大家庭的救助成為慣例，而把目光更多放在繼續提升競爭力的國家則不這麼想。
歐盟作為一個貨幣統一的經濟空間，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有限的資金必然流動向德國、英國這些投資回報更高的國家；而缺乏核心競爭力、勞動力成本高的希臘等國，則很難吸引外國投資，只能依靠外部融資度日。長此以往，“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希臘難逃債台高築、資不抵債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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