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0日電／據光明日報報道，在烏克蘭危機陷入外交和軍事僵局時，上月底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特別峰會提出增加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增加北約部隊在波羅的海、東歐和巴爾幹半島的軍事部署，增加北約成員國軍費占各自國內生產總值占比，這個添油拱火的“三增”方案就是口口聲聲表示希望“找到和平方式盡快結束這場戰爭”的北約，為解決當下俄烏衝突開出的“藥方”。
北約這一冷戰遺產，依托相當數量的核武器及龐大的常規軍事力量，成為當今世界唯一具有全球軍事行動能力的軍事組織，在國際安全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北約多年來固守排他性、絕對化與持續泛化等一系列錯誤安全觀念，靠人為製造危機作為組織存續的合法性依據，無法為地區提供包容性的安全合作架構方案。2021年北約布魯塞爾峰會，更是在事實上中國對任何北約成員國都不構成安全威脅的情況下，誣稱中國對北約造成“系統性挑戰”。實踐證明，北約正加速淪為地區與全球動蕩之源。
過分強化集團安全，通過挑動戰爭、製造衝突，將北約內部團結與存在價值的維繫建立在地區傷痕與無辜平民的血淚之上。
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正式成立。整個冷戰時期，北約的根本目標始終是抗衡蘇聯領導的華沙條約組織，遏制蘇聯的“共產主義擴張”。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華約解散、蘇聯解體，但頭號宿敵的消失與歐洲安全形勢的劇變並沒有使北約迎來“歷史的終結”。
後冷戰時代，北約一味強調“成員國的安全仍需受到聯盟護衛”，固守排他性色彩極強的“自安全”與“集團安全”觀念。這一超級軍事集團不僅對世界和平沒有發揮積極作用，相反，世界大部分衝突和緊張的局勢都與它有關。美西方國家將北約的存續建立在侵犯南斯拉夫聯盟主權、發動科索沃戰爭上，濫用反恐、保護人權等挑起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戰爭，也使北約進一步淪為進攻性軍事集團。
冷戰結束至今，北約先後通過三次“戰略概念”更新。北約“戰略概念”演變，理論上是從履行使命、擴展功能與吸納成員等多維入手，推動北約變革轉型。但現實後果卻是，北約在失去全球制約力量後，漸進式地對外部危機進行干預合法化，將武裝干涉他國內政、先發制人提升至戰略層面，不斷突破聯合國安全底線。為維護組織存續，北約以本集團安全判斷為導向干涉他國內政，對外軍事行動次數與烈度顯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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