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去年7月發布的網約車新政，因正視和引導網約車市場，創新且寬容地建立網約車規則，贏得了“真改革”的肯定，但作為原則性指導方案的政策落實到地方後，卻添加了諸多限制性措施。進入4月，各地網約車新政陸續實施。京滬等大型城市的網約車實施細則，因為規定“本地牌照，本地戶籍”而備受爭議。
如今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已經步入“深水區”，遇到的都是“老大難”、“硬骨頭”問題，這些問題既躲不過也繞不開，地方網約車新政折射出“深水區”改革的困境，如何克服和解決這些問題？關鍵是能否把脈深水區改革的症結。
改革難點是規則的破舊立新
網約車出現後，最大的爭議就是這種滿足市場需求的打車方式是否“合法”？曾有觀點認為網約車不合法應該取締，也有觀點認為網約車能够滿足打車的特定需求，盡管不合法但是合理。
爭議的症結在於用什麼樣的“法定規則”來評判網約車這種新生事物。
如果用管理出租車的辦法來評判網約車，當然會得出“不合法”的結論，然而新生事物的出現往往就是要揚棄或者否定過去的“法定規則”。
國務院去年7月發布的網約車新政，沒有削足適履地讓網約車去適應過去的出租車管理規定，而是正視和引導網約車市場，創新地建立出租車和網約車規則。
但新政僅是一種原則性的指導方案，具體實施細則是根據不同城市的具體情況出台相應的執行方案。當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台實施細則後，各方對這些細則產生了質疑或擔憂，主要是因為這些城市幾乎都制定了諸多限制性措施，尤其是推出的“戶籍限制”條款，這些措施產生的網約車供需失衡導致的打車不方便、價格提高等後果，可能使網約車的發展陷入困境。
戶籍限制是我們計劃時代社會管理和資源分配的“殺手鐧”，用於在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甚至共享經濟逐步形成的社會轉型時期，給人們帶來的改革預期很難與“真改革”相匹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