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駕、醉駕從城市向農村蔓延，并不只是單純類型現象的延伸，很大程度也折射出農村交通違法的普遍性。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農村日益富裕，農村交通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交通工具的消費能力近些年快速提升，除了農機之類的機動車輛之外，還有大量的摩托車、電動力以及運輸車和小汽車，駕駛群體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覆蓋，許多女性及老年人都以駕駛人的身份參與交通中，但是村民包括守法意識、安全意識、文明意識等，并未隨之而提升，日益增多的酒駕、醉駕不過是這一問題的縮影。
與城市相比，不但人群的意識與素養存在不少的差距，而且交通管理、交通執法等體系也不可同日而語，城市除了可以開展集中的人力執法之外，還有比較齊全的道路信號標識、電子執法監控系統以及豐富的宣傳形式，形成了有利於規範文明駕駛的環境，農村在很多方面基本還是空白。
同時，農村因為人口分散，地廣人稀，車流相對比較分散，也提高了交通安全管理與執法的成本與難度，就拿酒駕、醉駕執法來說，有限的警力在廣袤的農村有如水滴放海，而設卡檢查還會因為農村路網發達、開放等特殊條件的影響，效果甚微。同時，也更容易催生駕駛者麻痹、僥幸的心理。
不難看出，農村地區正在成為酒駕、醉駕的“重災區”，在某些程度上也折射出交通安全管理“重城市輕農村”的偏差，以及針對農村實際管理制度機制構建的滯後。因此，治理農村酒駕、醉駕，需要的不只是將這一亂象納入到交通安全執法的範疇內，補上監管的短板，保持入罪入刑的震懾力，而是更需要將農村安全管理納入到鄉村治理的範疇內加強制度設計，進行規範與約束。
首先，將安全文明駕駛納入農村安全教育、文明教育，納入到村民自治公約，多方式多途徑對村民進行教育引導，整體提高村民的法治素養、規則意識和安全意識，懂得文明駕駛的常識，學會文明駕駛，自覺抵制酒駕、醉駕等不良駕駛行為，并相互管理與監督。其次，須加大對農村道路交通安全環境建設，完善交通安防、標識、警示等設施，創造守法交通看得見的環境。同時，不斷完善農村交通管理執法，加強農村機動車輛備案管理，逐步配套電子監控設備和流動監控車輛，建立經常化的執法機制，完善執法結果運用機制如納入信用懲戒等，消除農村交通安全的“法外之地”。（來源：羊城晚報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