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會接收捐贈額的下降，人們首先會想到郭美美等事件。其實，這系列事件影響公眾捐贈意願的另一前提，是社會慈善組織的發育，捐贈渠道的多元化。而慈善機制是否足夠完善，核心判斷標準，就是社會組織在接收捐贈中的份額。據此來看，紅會以及各級黨政機關接收捐贈占比的下降，不論原因為何，都談得上大勢所趨。
慈善本質上是一種社會事業。因此，對於社會組織成為接收捐贈的絕對主體，黨政機關和帶著行政身份的紅會接收捐贈份額下降，媒體在報道時形象稱為“官退民進”。“官退民進”，意味著慈善回歸社會化，政府在角色上由主導募捐變為監管，讓慈善事業成為社會化的互助機制。
慈善領域“官退民進”的必要，從紅會的運作上可見一斑。以往紅會依托行政身份，雖然占據著巨大的份額，但在透明度、運作效率等方面，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在民間慈善組織蓬勃成長的背景下，紅會的問題暴露無遺。紅會負面事件頻發，改革呼聲高漲，而所有的改革呼聲表層指向其透明化，深層次則指向身份的再定位。它要求紅會與行政力量劃清界限，成為與其他社會慈善組織平等的、獨立的競爭主體。
紅會“官進民退”的改革呼聲，是從慈善組織的定位結構上談，“官退民進”除了要求官辦慈善重塑自身之外，還要求政府部門徹底剝離募捐主體的角色。
現代慈善建立在自願基礎上，幾乎人所共知。但在實際操作上，下發紅頭文件或者口頭勸說等命令式慈善，並沒有徹底根絕，尤其在黨政機關內部。傳統的動員機制下，行政式的勸捐甚至直接劃扣一度很有市場，通過行政力量或明或暗的指標或暗示，慈善變得簡單，同時捐贈的總量也能得到保證。但由於紅會對捐贈渠道的獨占，這種行政指令式的募捐模式不僅與現代慈善理念格格不入，而且阻礙了官辦慈善組織的改革進程。慈善“官退民進”，就是要建立起慈善機制對於行政指令的防火墻。
慈善事業中的“官退民進”，應當作為政府減負的重要手段之一，這也是把社會的還給社會的必要改革。客觀而言，政府在慈善領域的大包大攬，曾幫助建立了諸如紅會這樣組織龐大且覆蓋面廣的官辦慈善組織，也曾在大災大難中高效動員，募集大量善款。但要看到，被譽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業，它在本質上是屬於社會的，行政化外包裝下的慈善機制，即使在歷史上有過積極作用，現在也已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在民間組織的成長之下，我們完全不必擔心，民間慈善在與社會捐贈需求的銜接中，能否勝任其角色。行政力量退場後，競爭的公平化、激烈化，會倒逼慈善組織用先進合理的運作機制來優化自身。同樣不必擔心的是，隨著慈善理念的普及，整個社會的捐贈意願，無需行政動員也能夠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時間：9月23日 來源：長江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