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河曲縣，沿長城大街向西，是規劃中的隩濱多功能廣場，目前正在熱火朝天地建設。但在幾個月前，這裡被稱作“濱河公園長城廣場”，從2012年就已開工建設。導致這樣一個巨大在建政府工程推倒重來的緣由，是前任縣委書記的調離。新任縣委書記對城市發展的思路不同於前任，提出要修改長城廣場的設計方案。按照新的“隩濱多功能廣場”方案，許多原來已經建成的設施，在新工程開工前都被砸掉。儘管“濱河公園長城廣場”項目團隊多次趕赴河曲、忻州，與新任河曲縣委領導班子溝通，修改設計方案，但始終未得到新書記的認可。
比起新縣委書記的“不認可”，對於如此一項在建政府工程的推倒重來，更莫名驚詫的是該縣住建部門的回應。按照其表述，新的隩濱廣場“政府沒有出錢”，因為其資金來源寫的是“企業自籌”，招標人是中晉投資有限公司。問題是，如此一個沒有經濟收益的城市廣場，中晉投資有限公司為何要出巨資建設？退一步來說，縱然這是“捐助項目”，但地方政府無投入，絕不意味著就無浪費。企業財力，本應該投入到有著更大產出的領域，將其用於簡單的推倒重來之中，就是對社會財富的低效率使用—而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因為換了新的縣委書記。
身為國家級貧困縣的河曲縣，一位翻雲覆雨的新縣委書記，那座短期內拆了又建的城市廣場，它們就這樣再次驗證了早已流傳於民間的論定，一任領導一張藍圖，一些地方的發展和城市建設，往往不具有持續性。它們同樣也驗證了政績追求的某種畸形趨勢：城市的建設應該是自然繁榮的，理當遵循特定的客觀規律，但在不少地方管理者的眼中，城建越來越成為他們的政績製造地。緣於直觀和能被感知，城市規劃與建設成為許多地方官員最願意發力的場所。寧可去拆除一座即將建成的城市廣場，河曲縣委書記未嘗不正有著如此的心態，即便當地是貧窮的。
貧窮是不能輕易“推倒重來”的理由，但顯然又不是唯一的那個理由。因為再清晰不過的一個悖論是：本應該集體決策的城市規劃，怎麼就悄然間異化為縣委書記個人的決定？作為常識，城市規劃中科學和民主都不可或缺，只有經過充分的論證，兼顧專家的意見和民眾的利益，城市規劃才具有足夠理性。一樣的道理，既定城市規劃的修改乃至推翻，亦必須經由相當的論證和討論。一份由“新來的縣委書記”就可以顛覆的規劃方案，它說明的更是權力在城市規劃中過大的裁量權，以及相關約束力量的缺失，譬如在城市規劃中習以為常的人大監督的孱弱。
因為縣委書記換人，在建政府工程就推倒重來，其深層次的警示，只能是城市規劃和建設法制化的缺位。當然，這不是說就無明確的法規存在。經常被觀察家們拿出來的一番說辭是，《城鄉規劃法》中明確約定：城鄉規劃草案應予以公告，並採取論證會、聽證會或者其它方式徵求專家和公眾的意見。其它法規中也有著相關的追究條款。但它們緣於粗線條和沒有強力的追責細則，經常難以被地方政府重視。無追責和重視，城市規劃的專業性，又注定普通公眾無法參與其中。這就導致了“順理成章”的結果：城市規劃更多是循官員意志而動，而非法定程序。
從濱河廣場到隩濱廣場，從建設到推倒重來，發生在河曲縣裡的荒唐變臉，它中間到底有著怎樣隱秘的邏輯？河曲縣之後不能再有“河曲縣”，城市規劃的法定程序需要更精細化和“接地氣”。就在上月末，《廣州市城鄉規劃條例(草案)》進入該市人大三審階段，按照草案規定，只有在四種情形下才可以改規劃。這四種情形包括國家、省、市重大工程建設確需修改規劃的；在實施城市建設中發現有明顯缺陷的，等等。趨向精密的地方法規，有助於保證城市規劃的穩定性和嚴肅性。但在沒有如此配套立法所指的河曲縣，我們只能悼念一座未成先拆的城市廣場。（來源：瀟湘晨報 作者：王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