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九朝古都和副省會城市，堂堂洛陽市的副市長，郭宜品在請假3天卻“失聯”一個月後，才引起當地重視並尋找。而在“失聯信息”曝光引發輿論的軒然大波和警方久找不到、被證實涉嫌受賄500萬之後，網友們等來了當地警方對其網絡通緝的消息，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不過這次引人矚目的，不是其被通緝、不是其涉賄500萬的事實，而是郭宜品受賄500萬當地警方卻拿區區500元求線索和求協助的“摳唆懸賞追逃”舉動。一個很讓人懷疑的問題是，一個在當地可稱得上呼風喚雨式的副市長在貪賄500萬“失聯”一個多月後，連警方都難以找到，對普通百姓而言的難度可想而知，而區區的500元賞金，能調動多大的群眾積極性？實在是不值得預期。這與其說是在積極追逃，毋寧說是在玩小孩子過家家遮人耳目。這也不能不讓人懷疑，當地是在郭宜品“失聯”消息曝光引起輿論高度關注的壓力下，為洗脫工作不力、監管失職，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和應付輿論的拙劣手段。
“摳唆懸賞追逃”，很容易讓人與不久前哈爾濱市延壽縣“9.2”殺人越獄案各獎15萬元的“大方懸賞”追捕三罪犯相比較。雖然說這兩個案件性質不同，幾乎沒有多少可比性，尤其是在急迫性、現實危害性等方面。但有一點卻是有很大類同的，那就是在引發社會的關注度和產生的次生惡劣影響上。就此而言，15萬和500元，尤其是受賄的500萬和懸賞舉報獎勵抓捕的500元之間，還是給人以強烈的反差感和玩笑感。這固然有天時、地時等各方面的因素，但像這樣需不需要懸賞、以及懸賞多少金錢來征集犯罪嫌疑人線索的事實做法，事實上折射的正是目前我國違法犯罪嫌疑人舉報懸賞制度的缺失，以及缺乏有效統一的規定。
按照我國激勵社會積極舉報抓捕各類犯罪嫌疑人的一般做法，包過國家和各省市在內，不少地方都出台有類似的獎勵規定。比如2007年，廣東肇慶警方出台舉報違法犯罪激勵機制，獎勵金額最高達三十萬元人民幣；2010年，遼寧省公安廳出台犯罪嫌疑人舉報獎勵規定，最少5000元，最多可達5萬元；2012年，公安部《公安部關於對舉報經濟犯罪線索進行獎勵的公告》規定，要求各地對提供經濟犯罪線索並查證屬實的舉報人，根據不同情況給予500至50000元人民幣的獎勵……縱觀相關懸賞規定，不難發現這些規定並不統一，數額從幾百元到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標準不一並且經常變動，大都是公權力機關自己制定、自己執行。即使是同一機關，不同時期的舉報獎金也不一致，嚴打時期獎金高，平時則低一些。
更為關鍵的是，這些懸賞舉報規定的最低獎勵和最高獎勵相差數十倍之多，這裡面大有“文章”可做，究竟給多少，恐怕最後還是執法部門自己說了算，甚至還出現過事前給出巨額懸賞金，但群眾舉報抓捕嫌疑人後卻賴著不兌現獎金的事例。這不但傷害具體懸賞機關和政府的公信力，更傷害違法犯罪懸賞制度初設的意義和感召力，以及群眾積極合力制止犯罪的積極性，對有效打擊違法違規和犯罪很不利。
探其原因，在於公安、司法等部門既是獎勵辦法的制訂者，但同時也是辦法的執行者，甚至很多時候就是臨時起意的做法和領導拍腦袋決策，缺乏必要的統一性和有效監督。面對洛陽“摳唆懸賞追逃”，社會可以把它當做一個笑談忽略過去，但有關部門卻有必要再反思深問一下，設立違法犯罪舉報獎勵的目的是什麼，目前為什這一制度執行混亂，並採取有效措施，盡快早出台統一的違法犯罪舉報獎勵規定，並嚴格落實，激勵更多的人及時參與到違法犯罪的鬥爭中。（來源：光明網 作者：餘明輝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