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湖南華容縣公捕公判大會在東山鎮召開。會上，16名犯罪嫌疑人分別被公開拘留或公開逮捕，8名犯罪分子被公開宣判。縣四大分管領導和公、檢、法、司“四長”出席會議，5000多人觀看了公判活動。
又見公捕公判！事實上，我們對公捕公判並不陌生，“文革”時期、上世紀80年代“嚴打”時，街頭都曾出現過公捕公判。所以，看街頭示衆，我們曾經“習以為常”，並成為很多人茶餘飯後談論的話題。但是，隨著法治觀念的日漸深入人心，我們逐漸意識到，公捕公判是對社會個體的不尊重。
就拿公捕來說，公捕是偵查機關在抓捕犯罪嫌疑人並提請檢察機關批捕後，召集大會當衆宣布逮捕決定。可問題是，犯罪嫌疑人未經審判就不是罪犯，任何人、任何機關都沒有權力在成百上千人面前，像開“批鬥會”一樣對其進行公開逮捕。再拿公判來說，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除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和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的案件外，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公開判決”與“公開審理”完全是兩碼事。“公開判決”必須有律師在場，需要經過嚴格的程序，才能由法官判決，可公開判決的現場我們何曾見過律師？何曾見過辯護？
公捕公判，說白了就是通過“示衆”這種方式，一是懲戒違法犯罪分子；二是威懾社會上的不穩定分子，以期減少社會上的違法犯罪行為，實現社會和諧。這樣的初衷雖好，但在現實中卻是對疑犯人格的羞辱，這不僅不利於改造違法犯罪分子、使其迷途知返，而且也違背了“罪罰相當”這一刑法基本原則。
事實上，早在1988年，最高法、最高檢和公安部就聯合下發了《關於堅決制止將已決犯、未決犯游街示衆的通知》，其中明確指出：將已決犯、未決犯游街示衆，這種做法是違法的，在國內外造成很壞的影響，必須堅決制止。如再出現這類現象，必須堅決糾正並追究有關領導人員的責任。遺憾的是，游街示衆、公審公判卻在諸多地方“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鮮見哪位領導被追責。這就需要一方面應追究相關決策者的責任，另一方面也需要執法部門盡快提升法治觀念，讓一切都回到法治的軌道上來。
此外，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降低犯罪率最好的方式是從提高就業、加強本地區的教育發展、改善醫療條件等軟環境上入手。筆者這樣說不是毫無依據——從1840年到1950年，紐約一直是美國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但近年來卻降至全美倒數第二，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的解釋是，紐約犯罪率減低的過程與紐約市民中產階級化的過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也就是說，降低犯罪率的功夫顯然要下在公捕公判之外。（來源：濟南日報 作者：陳媛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