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學生難上重點大學的問題，近幾年以來一直是社會熱點。統計發現，1978年至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近年，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華大學中農村學生的比例比北大略高，農村生源占學生總人數的17%。除此之外，許多211和985大學，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農村學生比例過低現象。
擴大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的規模，作為教育領域的重點工作，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被提及。2014年3月底，教育部還曾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重點高校通過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單獨招生、地區重點高校特招計劃等方式繼續擴大農村貧困地區學生就讀重點高校的比例。
然而，對於這幾所學校的“特招”做法甚至包括教育部此前下發的通知，卻也容易引發公衆對於教育公平的新質疑。一方面，北大清華北師大要求考生自薦的做法，像是給農村學生“開小灶”，這種搞特殊通道的做法，何嘗不是對教育公平的新破壞？另外一方面，這種做法很像各個大學的自主招生，只不過是只針對農村學生的自主招生，問題是，自主招生的問題還沒有掰扯清楚，再來另一種新奇的特招方式，合適嗎？
本質的問題在於，農村考生上重點高校尤其是名牌大學難的問題根源，在於地區與地區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招生比例不同，而不在於農村學生有沒有享受到特殊的招生政策。比如，在北京的考生，考上北大清華等其他重點大學的幾率，要遠遠高於其他所有省份，原因在於這些在京重點高校在北京招生數量多，而在其他省份招生數量少，也正因為如此，北大清華才被質疑成了“北京人的大學”。因此提高農村學生在重點大學中的占比，只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制定更加公平的招考規則就可以。
用一種不公的制度，去彌補前一種不公制度出現漏洞，這種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史學家錢穆曾發明了一個制度陷阱理論，許多人稱之為“錢穆制度陷阱”。大體意思是說，我國既往制度演繹的傳統是，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定一個新制度來糾正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常常就變成了病上加病。越來越繁密的制度積累，往往造成前後矛盾，但在效果上卻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筆者認為，各大名校為農村考生“開小灶”的做法，就很像是掉進了“錢穆制度陷阱”。
高考公平，最應該體現在招生公平的層面。對此，教育部門及各重點高校不妨完全按各省市自治區的人口數量平均制定各校在各地區的招生人數，嚴格按人口比例來劃分，這樣才能確保獲得更高的程序正義。如果“特招”政策越來越多，恐怕會對以普通形式參加高考、以正常方式填報志願的普通考生們，構成權益上的中傷。（來源：瀟湘晨報 作者：王傳濤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