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個人，還是政府部門，恐怕都不敢說每項決策總能做到完全正確，這一點，本無需苛責。關鍵在於，能否找到問題產生的原因，以及有沒有一個長效的糾錯機制避免類似問題反複出現。具體就新聞中呂梁機場面臨的困境而言，從當初的“建”，到如今的“救”，我們看到的問題，恰恰是決策機制缺少“公共性”導致的問題。如果當初興建機場時，能真正做到“開門決策”，對規劃設計的合理性能有一個充分的預判過程，很多不必要的“成本”可以避免。即使如今出現問題之後，正如有媒體指出的：既然可以用紅頭文件鼓勵出行乘坐飛機的形式來吸引客源，自然也就會對平頭百姓的乘機意願不屑一顧。實際上，很多機場完全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自行減虧止損，通過調整經營策略、航班航次、優惠價格，提升自己與其他交通方式的競爭力，甚至可以與周邊其他機場分一杯羹，但正因為虧損了有政府兜底，賠錢了有政府補貼，所以不少機場寧願走高冷路綫，也不願意親民經營。
在涉及公共利益問題上，通過一定程序的討論或決策機制形成共識，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規則。不過，我們還需注意的是，一方面，盡管“開放式決策”理念正在被我們的社會管理部門逐漸認可，但是關門研究、閉門決策的慣性，在諸多事關公衆利益的公共政策出台過程中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作為公共利益代言者的社會職能部門，由於其自身的“經濟人”本性，同樣有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性。因此，在現代社會裡，政府行為往往只有置於公共領域的監督之下，其決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程度上體現公共理性。（來源：新文化報 作者：肖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