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各地的教育實踐中，雖無“懲戒”之名，但一直存在著“懲戒”之實，比如說罰站、罰抄作業等等。學校教育中所謂“懲戒”，一直是做得多說得少，或者幹脆是只做不說，或將之表述為是“行使批評教育的權利”。
青島規定中小學可懲戒學生，無異於是將“擱置的爭議”公開化、台面化。但新規出台之後，學校、教師一方表示這一規定過於籠統，毫無可操作性可言，家長、學生則擔憂所謂“懲戒”與“體罰”界限模糊，現實中很容易被濫用……如此兩頭不討好的局面，也又一次印證了“教育懲戒”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敏感屬性。
毋庸諱言，青島相關“辦法”中所提及的“懲戒”，以及公衆所熱衷討論和無比警惕的“懲戒”，都理所當然指的是有別於柔性懲戒的“硬懲戒”。那麼，這必然就涉及一系列更為複雜和基本的法律議題，例如對學校管理權、教育教學權的重新界定，對未成年人“身體權”的重新釋義——凡此種種，顯然不是一個地方性的教育規章所能涉及的。可以說，在不與上位法相衝突的前提下，青島關於“教育懲戒”的立法突破，可發揮的空間實則少之又少。
青島首提“中小學可以適當懲戒學生”，可是到頭來，我們會發現這座城市也許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立法權限。從理想狀態看，全社會的確有必要對“教育懲戒”給出明確說法，但是考慮到意見分歧之大以及立法成本之高，繼續維持對這一議題的擱置局面，或許才是最明智的選擇。畢竟，立法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對於學校教育來說，那些傳統、慣例以及“過程的智慧”，很大程度上已經足够應對。（來源：濟南日報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