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一些普通民衆的傳統法律意識，“不知法者不為罪”，但這與實踐中“不知法者不免責”的司法原則截然相反。在刑法中，一個人實施了刑法禁止的行為，卻沒有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違法性，被稱為違法性認識錯誤。但是，無論是基於刑事政策還是法律的明文規定，違法性認識錯誤幾乎不會影響刑事責任的認定。此時，司法者有法可依的裁判思維，與民衆“不知法者不為罪”的法律意識的衝突容易演變成輿情審判與司法獨立的緊張關系，一方面會導致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不利於對民衆的正確引導。
其實，根據此次出售鸚鵡案的判決書顯示，該案在判決過程中應該包含了對王鵬出售鸚鵡行為進行了主觀故意的推定。結合判決書和網上王鵬家屬微博的內容，王鵬不知道所養的鸚鵡是國家保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辯解恐怕難以成立。王作為一名鸚鵡愛好者，且具備了鸚鵡人工繁殖和飼養技術，還經常與網友交流飼養心得，卻辯稱不知道所養鸚鵡是國家保護野生動物不合常理，且其也已認罪，只是對出售鸚鵡的數量有異議。當然，法院對該案其它40多只鸚鵡認定為犯罪未遂證據是否確實充分，對全案判決五年有期徒刑等，不妨列舉更加充分一些的理由。
裁判被認為“奇葩”，固然有法律人與普通民衆對法律認知的差異，然而，面對時不時出現的“奇案”，如何在司法判決與公衆認知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要做出正確的判決，需要司法人員對法律深入的理解，只有嚴密的法治思維和精湛的業務能力，才能正確看待複雜的社會現象，作出科學合理的司法裁量。其次，要讓法官的判決結果經得起輿論的質疑，判決書的說理顯得尤為重要。由於網絡技術發展，加上判決公開化要求，判決書已變成公開的文本，越來越多的民衆能够查閱裁判文書，因此一份好的判決書不但起到對案件定紛止爭的作用，還可以產生良好的普法效果，有助於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此外，對於法律規定不够明確、容易產生爭議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的巡回法庭應該出面分憂，它們不妨代表最高司法機關通過案例等形式給出權威的答案，從而形成統一標准，而不是類似的案件出現一次就質疑一次，如此循環往複。（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金澤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