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案的另一個特殊性在於，從養鸚鵡到賣鸚鵡，他的行為客觀上都沒有威脅鸚鵡的生存。相反，正如其律師辯護所提到的，王鵬擴大了鸚鵡的規模，養鸚鵡是寵愛，不會損害鸚鵡的生存環境，這反而有利於對鸚鵡的保護。記者搜索也發現，社會普遍存在王鵬這樣的飼養、銷售小太陽鸚鵡的行為。按照法律規定，出售、捕殺野生動物屬於違法行為，顯然，捕獵野生鳥類將其銷售，有的最終還流向餐桌，這類行為會威脅被保護動物的生存，按理應該重判，而作為寵物來飼養，對被保護動物生存的威脅較小，對於這類行為的判決按理應該有所不同。
此前發生在河南的掏鳥案和農民采草案，法律判決都偏嚴，其中細節存在差異，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在於，現有法律并未充分考慮不同行為的差異。對於掏鳥案，有法律界專家就表示，現有法律對非法捕獵、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刑罰設置過重。西北政法大學動物保護法研究中心主任孫江就認為，“對於此類犯罪，不能一味注重嚴厲的人身罰，而要注重添加判處罰金、沒收財產等財產罰，并把這些財產用於動物法益的修複。”從掏鳥案到如今的王鵬案，這些案件面臨的問題在於，一方面要尊重司法權威，另一方面民間又出現對判決結果不合情理的質疑，而這些質疑反映了普遍的社會現實和困境。這樣的局面，地方司法機關可能無力化解，恐怕需要更高的司法機關乃至法律制度層面來做出應對。（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