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無論是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法規，還是其他法律制度規章，在公民付出“守法成本”的同時，不僅要感受到遵紀守法帶來自由感、榮譽感，在各項經營活動中，更應當享受到遵紀守法帶來的公平效益，而不能局限於守法無風險。但在社會現實中，包括動物保護法規在內等各項法治規章，在逐步加大人們守法成本和守法經營風險的同時，某些違法的成本卻變的越來越低，而違法所獲得的收益也越來越高，以阿勇合法養殖鸚鵡為例，鸚鵡適合觀賞易於馴養，不僅市場空間大，價格也是不菲，但局限於運輸出售等環節合法證照的無法辦理，在阿勇恪守法律一只也不敢外賣的同時，私下買賣鸚鵡卻呈普遍現象，深圳王鵬之所以案發，就在於他將兩只鸚鵡出售給了動物販子，是販子被抓之後牽涉到了王鵬。實際上王鵬如果將鸚鵡出售給末端客戶飼養觀賞，不但獲利更大，能够被抓的幾率反而更低。而社會上所有飼養觀賞的鸚鵡也幾乎全是私下交易所得，飼養戶在獲得巨大效益的同時，也極少因違法而被抓被判，實際上這也是深圳王鵬因兩只鸚鵡被判刑受到社會關注的原因所在。
其實，還不只是在動物保護法規面前，會出現類似阿勇這樣“守法虧損”的尷尬，在不少領域尤其是某些社會普遍認知較少的法律規章，在“守法虧損”，個別人稀裡糊塗被抓被判的同時，更多違法者卻在享受著豐厚的不法收益。而僅靠個案的“重判”威懾，忽視對守法合法經營戶的主動扶持，勢必會造成人們對法治的心理預期失衡，只有讓整個社會“快樂守法”并從遵法守法的經營活動中感受到“法治效益”，才能體會和彰顯出健康的法治，同時，也只有讓守法遵法者步步順、處處順，讓違法和藐視法律者付出應有的成本并步步艱、處處難，才是真正應有的健康法治生態。（來源：光明網 作者：朱永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