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到底誰是造謠者，誰又說出了真相，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取決於掌握信息的各方想達到怎樣的目的。這是對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根本侵蝕與顛覆。近年來，中辦與國辦多次三令五申，細化信息公開與政務公開，和順礦難瞞報事件猶如當頭棒喝，讓人們清醒看到地方上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
有人總結，瞞報流毒至深，無外乎“企業家怕戴銬子”“企業怕丟票子”“領導怕丟位子”“地方政府怕丟面子”。於企業而言，事故曝光後的整頓、停業等成本，遠比高額補償金的代價要大，且發生事故，還可能牽出其他違規生產行為，面臨牢獄之災。對於監管部門以及當地政府，也往往不願因為安全事故受到牽連，不少官員因為安全事故被問責，使其同樣具有瞞報的潛在動力。
當前，并不缺少對事故瞞報的法律規制。2005年前後曾是礦難事故的高發期，2006年6月的《刑法修正案（六）》特意新增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在安全事故發生後，負有報告職責的人員不報或者謊報事故情況，貽誤事故搶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了規範生產安全事故的報告和調查處理，落實生產安全事故責任追究制度，2007年3月國務院還通過《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對不立即組織事故搶救的、遲報或者漏報事故的、在事故調查處理期間擅離職守的，除了罰款和處分，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2008年，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還專門印發《煤礦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規定》。
規制密密層層，然而瞞報之風依然沒有遏制，和順礦難瞞報事件再次敲響了警鐘。（來源：財新網 記者：周東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