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目擊者的沉默讓惡更加肆無忌憚，但法律說我不是共犯，誰又能制裁我呢？更何況，法律還說了，我可以先保護好自己。
陳世峰殘忍地掏出凶器，依傍的也許正是劉鑫的恐懼。然而直到這時，恐懼存在也好、被利用也好，都還沒有觸碰到一條底綫，那條綫在門打開之後才清晰可見。
我不清楚我會不會挺身而出，即使那個人因為保護我正在受到傷害。但我很清楚，當我完好無損地從門後走出來，應該去做什麼。
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這都顯而易見：幫助受害人的家人，讓凶手受到懲罰。即使不談人性和道德，只談法律，也應該作為當事人協助警方調查。不少人可能還會多做一些什麼，比如為怯懦的自己感到羞恥，比如傾盡全力報償恩人的母親。
如果恐懼真的有底綫，那麼毫無疑問，接下來，劉鑫突破了那條底綫。
她不認可江歌的犧牲，無視江歌媽媽的聯絡，任由自己的家人侮辱和損害這位絕望的母親。最讓我無法接受的，是當江媽媽在網上發布信息尋找她之後，她威脅道：不删帖就停止協助警方。
從“受害者”到“施害者”，不過是一道門的內外之別。門內的她，飽受威脅之苦，驚慌失措。一走出門，她就用起了凶手的招數，把這種威脅加諸他人。她從恐懼中生長出惡，并熟諳惡的運行法則。
也許劉鑫依然害怕，她不敢直面過去，不敢負擔當下，不敢承諾未來。但這種害怕已經擊穿了恐懼應有的底綫。江歌失去了生命，而她還在害怕名譽受損，害怕正常生活被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