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於或者等於80mg/100mL，就已經屬於醉酒駕車，血液中酒精含量139mg/100ml還能“從寬”，確定這樣的標准，科學依據何在？
再比如，“醉駕不起訴”的前提條件，是當事人“接受檢察官建議，自願完成社會服務30個小時”。但是，將公益服務作為醉駕“不起訴”或“免於刑事處罰”的條件，并沒有見諸《刑法》和《刑訴法》，唯一的依據，僅是瑞安市檢察院《關於“醉駕”案件實行購買公益服務落實不起訴的意見》。
“醉駕入刑”6年多來，成為法律影響生活的一個重大拐點，在有力遏制酒駕、醉駕行為，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挽救人民群衆的生命財產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近來，從高曉鬆到郎永淳等名人的相繼入罪，彰顯了刑法的嚴厲性，也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另一方面，法律的確應當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動，各地推動法律精細化，避免“一刀切”個案不公平，體現刑罰科學性，值得肯定。但還應謹防司法創新“步子過大”，削弱刑罰嚴厲性，讓“醉駕入刑”名存實亡。
“醉駕不起訴”的試水，值得關注，也需更加審慎。（來源：澎湃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