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當時出於GDP的考量，一些地方政府出現盲目、短視的傾向，不惜以犧牲生態環境的代價來推動經濟林木的開發，但若相關決策存在“緩衝地帶”，從媒體報道到專家的建言，能發揮應有的監督和糾偏作用，或也不至於要在付出巨大的生態代價後，再來清理300萬根黑楊。更值得反思的是，這一現象持續了近30年，被預警的生態災害也在一步步成為現實，為何只有等到中央環保督察後才能開啓有效的糾偏行動？砍掉黑楊林之外，又該由誰來對被破壞的湖區生態環境負責？
所以，黑楊林在洞庭湖區的命運變換，除了給出環保教訓，亦再次重申了一則有關於權力的常識：若不能對行政決策權建立有效的制衡和監督程序，我們就很有可能看到行政權力將“非理性”的一面展現到極致，將“荒誕”進行到底。而事實上，在媒體當年的預警報道中，就有這樣一則副標題：“副省長表示要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建立民主決策機制”。14年後再來看這則報道，必須追問，民主決策機制真的建立了嗎？或者說，它真的發揮作用了嗎？
對於黑楊的快速清理，在當地被塑造為落實中央環保督察要求的正面案例：“這標志著，一場以洞庭湖環境治理為目標，由湖南省委省政府發動的洞庭湖生態環境保衛戰，取得階段性成果。”然而，在肯定整改成績的同時，不能不反思，一場如此荒誕、影響深遠的“黑楊風波”，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有著怎樣的生發土壤？如果行政衝動壓倒民主決策程序的積習不剔除，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行政糾錯機制，滋長黑楊的行政土壤，同樣可能開出其他的“惡之花”——不僅是在生態環保領域。（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任然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