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在輿論場中相對承受更多污名化的職業，教師、警察（城管）、醫生，他們背後所對應的教育、法治、醫療問題，也恰恰契合了當前社會和時代主要的焦慮抑或是困惑。一方面，這類職業在公共事件的傳播中更易被提煉出標簽，或確實是因為當事人在相關事件中的職業表現，與人們的普遍期待形成了落差；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未嘗不是在“恨屋及烏”的公共情緒驅動下，社會的某些權利焦慮，在突發性事件中被放大，從而轉嫁到具體的當事人并由此上升到對整個職業的“負面”聯想。而這種污名化形成路徑的根除，就不能僅僅依賴於輿論的自省。
沒有哪個人能够為整個行業代言，將個人的不當表現，動輒上升到對職業群體的“定性”，卻很可能形成對整個行業的污名。并且在這種標簽思維下，職業角色與公民角色形成了錯位，作為公民的道德要求在職業標簽的掩蓋下隱身了，不僅容易構成對群體的誤傷，也不利於社會公民意識的激活，事件的普遍性教訓和公共意義反被稀釋和壓縮。因此，無論是出於何種目的，在公共事件圍觀中，多一點就事論事，少一點標簽先行，殊為必要。區分公民身份與職業身份，明晰個人與群體的界限，既是正確圍觀公共事件的“美德”，也是一種必要的能力。（來源：光明網 作者：光明網評論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