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推動的司法政策調整，來得比人們想象的快。
這次司法政策的大變動，可以看作是最高審判機關對去年的“於歡案”以及剛剛過去的“昆山反殺案”的輿論潮的積極應對。“於歡案”中，被告人從無期徒刑的一審判決到二審改判為五年有期徒刑，而“昆山案”直接由公安機關認定為正當防衛，不予刑事追究結案，點燃了人們改變現行正當防衛認定標准的希望，這正是人心思變所在，也是司法政策和民意的良性互動的結果。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正當防衛制度，1997年版《刑法》甚至還規定，公民面對殺人、強奸、搶劫等行凶情形時擁有“無限防衛權”。但在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條款卻逐漸淪為“僵屍”條文，法定的公民自衛權被異化為“誰死人誰有理”“誰傷重誰有理”的“唯結果論”，沒有顧及法律設置正當防衛制度本身應有的弘揚正氣、震懾犯罪的社會功能；正當防衛的邊界，也由法定的“沒有明顯超過必要的限度”，被各種“土政策”加碼限制，變成“不得已的應急措施”，“必須窮盡一切手段之後，才能實施正當防衛”。
福建的“失主追小偷，小偷滑倒死亡案”，當事人一度被追究了“過失致人死亡罪”；深圳大學生見義勇為打傷猥褻女網友的保安，卻被刑拘……點點滴滴的個案，屢屢撥動社會關於公正的敏感神經。“於歡案”以及“昆山案”爆發出的輿論潮，只是這種對於正當防衛被長期“不正當化”的積怨的集中爆發。
之前多個被納入“天理、人情、國法”綜合考量的個案，應該成為“有效激活正當防衛制度”的契機，正當防衛標准不能再靠口水解決，而是應該堂堂正正地進入國家法治議程。
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當正當防衛的法律標准由法定的“沒有明顯超過必要的限度”，被形形色色的紅頭文件、陳年舊案釘上條條框框，法律的原本面貌被層層覆蓋，司法人員可能更懂“政策”，但網友有時可能更懂什麼是正義。
就像“昆山案”初期有不少律師“憑經驗”認為這是防衛過當——但是，這樣的“大概率正確”的經驗判斷是否與立法原意相違背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