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一面是，教育懲戒權得到了普遍的認可，最容易對此存在爭議的家長群體，一般都主張應該賦予教師一定的懲戒權。問題在於，懲戒權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提及這個詞通常是表達一種理念，用以描述一種師生關系或者教育氛圍。基於這種理念會獲得一些基本的認知和共識，比如說，教師不可對學生施加暴力，不可侮辱學生，尤其是後者，因為侮辱行為可能給學生留下心理陰影，其影響可能是長期的，甚至可能貫穿整個人生。南都的報道裡也提到，有學生表示適當的“體罰”是可以接受的，更怕老師的“軟暴力”；也有家長很贊成跑步這種懲罰形式，認為一舉兩得，一來令學生得到教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二來還可以鍛煉一下身體，反正現在的學生普遍缺乏運動。但是，普通人的認知往往局限於此，對於操作者來說，這樣簡單的認知和共識顯然是不够的。
具體如何界定懲戒權，其界限在哪裡，怎樣的懲戒措施才是合適的，通常會存在比較大的分歧。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教育理念對懲戒措施會有不同的理解，溺愛孩子的家長對體罰很敏感，教師囿於壓力甚至不敢批評學生。在這樣的背景下，確實需要有一套嚴格細致的規範，既指引教師，也為家長提供解釋，如此一來，教育懲戒有法可依，也就少了很多麻煩和矛盾。
就此次草案而言，可能還會有家長對罰站、罰跑存在不同意見，但法律只能尋求最大公約數，立法要做的只是盡量做到公開透明，充分聽取意見。一旦形成法律，成為教育過程的普遍規範，只要教師做到依法行事，外界即便存在不同意見，也只能遵守。
當然，考慮到教師懲戒權事關重大，會衍生大量的聲音，今後涉及教師懲戒權具體的細則，制定過程仍然需要保證足够的開放公開。家長、教師甚至學生充分參與討論，通過對話來達成共識，這個過程對於法律本身的權威性也是一種保障。教育懲戒權不是陌生的事物，只要出台的法律得到普遍認同，日常實踐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