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超載的大貨車，行駛在公共道路上，嚴重影響制動，動輒傾覆，動輒壓倒橋梁、高架，本身構成對不特定的公衆的人身安全的危險，這種威脅是實實在在、一觸即發的，哪怕暫時還沒有發生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本身也是一種嚴重的社會威脅，已經滿足一般犯罪應具備的刑事違法性、嚴重社會危害性、應受懲罰性的構成要件，該動用刑事手段了。
事實上，“超載入刑”之前已經有了立法嘗試，2015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在“醉駕入刑”的基礎之上，明確將校車、客運的嚴重超載入刑：“從事校車業務或者旅客運輸，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就可構成“危險駕駛罪”。大貨車嚴重超載，其社會危害一點不比校車、客車嚴重超載小，一樣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
不能等到悲劇發生，無可挽回，再做遲到的追究；不能對生命有僥幸的態度；不能將嚴重超載不出事的希望寄托在“上次沒出事”上。需要用刑法編織了一張保護網，讓每一個司機明確大貨車超載不是“普通違法”，是刑事犯罪。
公衆需要用刑法把超載大貨車關進法律的籠子裡，需要用“超載入刑”提升安全感、獲得感。
當然，大貨車超載現象多發，背後的現實原因複雜，要治標，也要治本，標本必須兼治。目前“不超載不賺錢”的畸形貨運市場，屢受詬病的畸高過路費，是大貨車嚴重超載的尷尬現實背景。
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也強調：“深化收費公路制度改革，推動降低過路過橋費用，治理對客貨運車輛不合理審批和亂收費、亂罰款。”紓解貨運司機的生計之困，理順中國物流市場關系，切實降低路橋費用，也是這場悲劇之後必須提速去做的事。
不要等到血淋淋的悲劇發生了，才想到解決大貨車超載的積弊，搶在下一次類似悲劇發生之前做出系統性的改變：嚴重超載入刑，切實扭轉“不超載不賺錢”的尷尬。生命的紅綫、用鮮血換來的慘痛教訓，容不得討價還價。（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沈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