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為《一群正被毀掉的鄉村孩子》引發關注。文章出自湖南湘西永順縣鄉村語文教師李田田，質疑了學校頻繁迎檢、耽誤課程的現象。文章作者告訴新京報記者，文章描述屬實。但讓人始料未及的是，15日22時45分，李田田在朋友圈中稱，當地教育局要求她“馬上趕進城，因為那篇文章，局長要見我”。
據了解，這通電話來自李田田的姑爺、永順縣教育局人事股肖股長。“深夜約談”只為一篇文章？對此，縣教育局矢口否認，表示打電話只是表達對李田田的“關心”。但按事後其親戚的說法，是領導要求他第二天早晨就這件事進行匯報，所以他才要求李田田連夜進城了解情況。而在李田田拒絕後，其姑爺親自登門，但并不是什麼“關心”，而是要求她在一份承認自己的眼光片面與言辭過激的材料上簽字。
不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此事曝出後，很多人擔心，這樣的“危機公關”再次出現。客觀說，李田田文章中確實有些情緒化因素，相關問題目前也是一家之言，到底情況有多嚴重，是否達到了“毀掉鄉村孩子”的程度，還有待深入調查。但當地在尚未調查清楚前，急匆匆地施壓要求删稿，倒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
事實上，李田田文章的本意只是對“迎檢停課”提出正當批評，一個鄉村教師的幾句肺腑之言，卻被當地有關部門冠以“給縣裡帶來了巨大損失”的“罪狀”，也給人“欲加之罪”的觀感。而從扣大帽子、深夜冒雨約談、要求親屬匯報、逼其簽字等做法看，當地顯然是把李田田的文章當重大負面輿情，并針對其做出了過度的反應。
問題是，批評也是一種監督方式，對政府部門工作進行監督，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當下很多地方還明確鼓勵社會監督，鼓勵媒體當啄木鳥。在此情況下，若提下意見和批評都是當地的“巨大損失”，那只能說，批評權、監督權在湘西永順縣打了折扣。而當地有關部門過度敏感的反應，也與應有的開放開明姿態不合。
再就李田田質疑的頻繁迎檢問題看，在201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已強調，今年要下大力氣為教師減負，提出要全面清理和規範進學校的各類檢查、考核、評比活動，實行目錄清單制度，未列入清單或未經批准的不准開展；為教師減負，就是“教育的歸教育”，目的是為了把時間和精力還給教師，讓他們安心從教。這樣的要求有沒有在湘西這所鄉村學校得到響應，恐怕得打個問號。
“減負”政策未落實，基層教師能說出來嗎？答案恐怕沒什麼疑問。法律和常識鼓勵講，個別官員卻不許講，當地教育局的“深夜約談”之舉，眼下就給人這樣的印象。
當此之時，也只有直面問題、反思檢討、有則改之，恐怕才是正確的“危機公關之道”。（來源：新京報 作者：金聞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