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修正方向是具備民意基礎的。不管是社會呼籲加大對加害人的懲戒力度，還是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都提醒我們，是該重新審視一刀切的“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了。
事實上，司法頂層設計層面，也已傳遞了某種信號。今年初，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就提到“探索建立罪錯未成年人分級處分制度”，也就是說，在年齡的“硬杠杠”外，根據具體案情，應有分級處置。
在國外亦有相關經驗。公開報道顯示，將某些未成年人作為成年人審理，英國、印度等普通法系國家均有類似做法。如在英國，未成年人原則上於少年法院受審，而一旦其涉嫌凶殺、涉槍犯罪以及性侵等嚴重罪行時，其將於刑事巡回法院受審。
對於刑事責任年齡以及整個未成年犯罪預防與懲戒的討論，不能被極端案例所左右。但作為一種現實，極端案例也是促進社會檢視現行未成年犯罪預防與懲戒制度的機會。希望類似討論，能够超出個案和民間輿論，在社會與制度設計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真正對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更徹底，懲戒更得力。（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