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單純的下調刑事責任年齡滿足的只是對個例刑事裁決的輿論期待，并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手段。面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低齡化的困局，也不能完全寄托於法律和社會機制托底的矯治工作，還要注重防範工作。比如，重視未成年普法教育，提高未成年人和其監護人的法律意識，這些具有“防患於未然”意義的工作，顯然也很重要。正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二級大檢察官童建明在去年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上所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專業化和社會化要緊密結合。另外，也有專家建議可考慮在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成立後，將其帶入特定場所進行矯治。部分人大代表也在議案中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踐行路徑。比如，建立未成年罪犯的學校，建立少年法院，建立比較完備的教育矯正體系，盤活現行法律規定的工讀教育、收容教養等刑罰替代措施等等。這些建議的本質，就是在保護未成年人和防範未成年人犯罪危險之間，尋求一種相對平衡。
法律應當與時俱進，回應社會正當期待，既不能一味對低齡未成年犯罪分子采取重刑主義，也不能以年齡為擋箭牌縱容青少年犯罪。法律的權威和價值，并不完全體現在處罰上，消除犯罪發生的原因也是體現法律價值的重要部分，將家庭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與法律責任相結合，多管齊下，堅持教育為主、懲戒為輔的原則才是更佳的選擇，這需要家庭、學校和整個社會來參與。（來源：環球時報 作者：吳丹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