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此次圓通“內鬼”案件為例，現在很多企業的數據庫雖然看似有著各種防火墻等保護系統，但由於能够直接接觸到數據的工作人員或技術人員過多，防火墻設置形同虛設，往往一個U盤就能複制幾乎所有的信息，因此，做好內部控制是第一步。
其次，在違法偵破率和懲罰方面，比如你去寄快遞，如果之後發生數據洩露，你很難知道到底是誰洩露了你的信息，整個寄件過程中有太多環節能够洩露，這就造成難以找到需要懲罰的人，對此，或許從買者角度進行懲治會更容易些。公安機關可以在運營商的協助下，通過垃圾信息或垃圾電話進行回溯，一旦查明其使用非法購買個人信息，就對其進行嚴厲懲戒，正所謂“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此外，雖然當前對於販賣個人信息行為的刑事懲罰很重，但配套的經濟懲罰仍需提高，相應的民事賠償規定也要進一步完善，可通過提高賠償金額增加公衆維權收益，激發維權意識。
構建數據全生命周期的保護機制也應納入考慮視野。數據的采集、傳輸、存儲、處理、交換、銷毀等全生命周期，都應該建立完善的保護機制，明確各方主體的責任義務，構建起一套完整的數據治理制度。在暢通用戶投訴、第三方公益訴訟等渠道的同時，也要進一步夯實平台責任。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懲治數據洩露并非數據使用，隱私數據源於隱私，但并不完全等於隱私。在有力的保護下，合理合法使用隱私數據確實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極大便利。因此確切地說，我們要探索的是開放數據，而如何在開放隱私數據的同時實現個人隱私保護，是我們未來探索的一個方向。（來源：光明日報客戶端 作者：盤和林） |
